(1870)、《脖子上的绞索》(1873)等等。它们比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探案的时间要早得多,并且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与英语侦探文学的区别:爱伦·坡和柯南道尔集中表现破案过程中冷静的推理逻辑,而加波利奥则是集十九世纪一切文学形式之大成,使他的小说成了社会生活的画卷。造成这一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报纸的连载形式,这种形式产生于法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报刊业飞速发展,竞相用连载故事的趣味性争取读者,大仲马(1802—1870)的《三个火枪手》(1844)和《基度山伯爵》(1844—1845)就是这类连载小说的典范。一部小说要想连载下去和吸引读者,就不能过分简洁地仅限于案件本身,必须描绘读者感兴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手法上要不断设置悬念和伏笔等等,所以评论家马里尤斯·托班指出:埃德加·爱伦·坡和加波利奥都是侦探小说之父,但是“前者搭起了侦探小说体系的构架,后者则赋予了它血肉、气息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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