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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目睹徐阳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中，我也感到了作者的冷酷无情。他一次次为主人公安置了峰迴路转的机会，却一次也不让主人公抓住机会，最终主人公跌落进幽深的窨井，像是被一个黑洞所吞没。为什么作者就不想自己笔下的人物获得拯救呢？显然，熊正良对于主人公是持有批判态度的。也许恰恰是作者本人能够切身体验到那种寒冷的疼痛感，他才不会对有疼痛感的人送一点廉价的同情，他明白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承担。这似乎是熊正良写作姿态中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熊正良所取的写作姿态是向着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齐。

我以为，小说写得最为动人的人物是李晓梅。这位沦落风尘的年轻女子有着一颗善良美丽的心。她以情感的温柔抚摸，缓解了徐阳深入骨髓的疼痛感，甚至可以说，她就是徐阳的灵魂拯救者，所以徐阳会在李晓梅面前感动得涕泪双流，他会发誓要为她画一幅《我的天堂》。如果不是后面意外地遇见那位被欠条愚弄过的女人，徐阳也许会一步步走进他心目中的天堂。但估计在熊正良看来，毁灭得越是彻底，给人们带来的震撼越大。也许从衝击力来说，这样的处理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我还是要对熊正良有些微词，我感到他对于瀰漫在下层人民中的卑微心理还是看得太重了些。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卑微的心理似乎永远没有解脱的希望，只会导致不断的沦落和毁灭。但我以为作家不应该如此悲观，特别是当他采取面向下层人民的写作姿态时。这绝对不是提倡作家粉饰现实、描绘虚幻的假象。即使在现实中，我们也会有阳光照耀的时刻。我注意到熊正良在这部小说中惟一出现阳光场景的是在主人公沦为乞丐，蜷缩在火车站又冷又饿时，他看到阳光从车站另一边照过来，想挪过去“让阳光照一照，驱散身上的寒气”，但他连这点力气都没有。在徐阳的现实生活中，享受一丝阳光的温暖，都成为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侈。熊正良儘管很吝啬地描写阳光，但他仍把阳光赋予了小说中最美丽的人物。“我甚至还能从她身上闻到了类似阳光的气息”，这是他在叙述徐阳与李晓梅情感交融时刻的感受。其实，每一个人在阴霾笼罩的严寒中都祈盼着阳光的升起。对于下层的弱势者来说，一缕阳光也许就会使他们增添从卑微中走出的勇气。那么，我们何不设法让阳光投射到笔下卑微人物的黑暗的精神世界呢？（贺绍俊）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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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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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余小惠确实不在。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她就没在宿舍里住了，也没在剧团里露过面。她巳经丢尽了脸，她没脸在剧团里露面了。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像风一样传遍了南城的大街小巷，再加上南城晚报的照片和文章，她等于光着身子游了一次街，而且游遍了南城，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她连身上长了几根毛都被别人看清了，她哪里还有脸呢？

那个未婚夫第二天就回了上海。未婚夫已经不再是未婚夫了，婚约已经解除了，他明白自己是个王八蛋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估计他也不用说什么，只要说一句算了吧，余小惠便无话可说。除了在心里骂我，往死里咒我，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只能儘儘地主之谊，把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神情沮丧的研究生送到火车站，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作为告别，转身便回家去了。

她家住在城西老铁街。老铁街是南城最古老最原始的老城区，盘曲着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巷子。小巷子潮潮的，狭窄逼仄，两边都是年代久远的青砖高墙，门洞都是灰冥幽暗的，门条石上爬着黑色的苔衣，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我从一个这样的门洞里走进去，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天井里稀哩哗啦地打麻将。一个脸上贴着黄瓜片的女人问我找谁？我说找余小惠。女人用肉泡泡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边朝搂上叫着：“老余，有人找你们家小惠。”

我看见从更加幽暗的楼梯口伸出了一个灰白的脑袋。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囫囵地看见一个脑袋。脑袋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徐。他大约沉吟了一会儿，说：“上来吧，小心一点，楼梯不好。”我上楼时四个打麻将的人在嘁嘁喳喳地小声说什么，估计是在议论我们。我跟余小惠巳经被一根舆论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了，尤其是我，巳经是在南城晚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了。我听见身后的声音说，姓徐，他姓徐呀……我觉得如芒在背。我匆匆地踏着摇摇欲坠的破楼梯往上跑。

上楼以后我才知道，我见过老余，大约是在文化系统的大会上。老余退休以前似乎在戏剧创作室工作，不过没听说写过什么戏。大家都在一个系统，见面都是熟人。他朝我点点头，把我让进门。他家在楼上第二个门，我进门后没看见余小惠。靠窗的沙发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瞪着两眼看我。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像余小惠。

老余对她说：“这是小徐。”女人听了又朝我瞪一下眼，说：“小徐？是徐阳吧？”我点点头。她的脸一下子就歪了，而且歪得很厉害，她说：“你这个臭流氓！你来干什么？你还有脸？你还找上门来？！”

老余急忙张开两隻手，像乐队指挥似地用力向下一压，压着喉咙，严厉地说：“叫什么叫？不会小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