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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劲喊：“余小惠！”

我离她的门越来越远了。我看不见那扇门了。我在他们手上拼命地挣扎。一切都摇晃得很厉害，楼梯、灯光、人，人的影子，都摇晃得很厉害。“老胡，”我叫道，“你在那儿？你帮我把他们赶跑！”老胡说：“我在这儿。”

老胡原来就在我脑袋旁边，我一转脸就看见了他。他脸上的汗更多了。他的脸泡在汗里。他说：“徐阳，你听我说，余小惠真不在这儿，不信你问他们。”几张歪着的脸像鸡啄米似地点着。他们凭什么点头？他们全是胡说八道！我说：“胡说八道！”老胡说：“不是胡说八道，是真不在。”

“就是胡说八道——！”我说。

老胡现在不跟我说话了，他跟那些人说话。他说：“各位，对不住啊。”

我说：“老胡你这个叛徒，你为什么不让我找余小惠？我们说得好好的，可是现在你让人把我搬走！”

老胡说：“各位受累了，不好意思啊。”

他们在楼门口把我放下来。脚一挨地我又往回跑。我跑起来像是在飘。他们的木楼梯像一隻船一样摇来晃去，一下就把我晃倒了。老胡说求各位再帮帮忙，帮忙帮倒底啊。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我搬起来。我挣脱不了他们的手。那么多手，像爪子似的。老胡这个叛徒！我说余小惠！余小惠……我看见了余小惠的窗户，黑黑的，她怎么不开灯？她睡得真死。

那个黑黑的窗户一直在我眼睛里晃着，越晃越远，晃到黑黑的天上去了。

我进了一辆的士。他们把我搬进了一辆的士，像塞麻袋似地把我往里面塞。老胡跟着我进去了。他还吊在我身上。他的手真像缠着树的两根藤条。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我说：“你放手，你要回去自己回去呀！叛徒！”他不理我，在跟司机说话。这个司机我不认识。的士怎么老换司机呢？这个司机说：“你抱得住吗？万一弄开了车门不是好玩的，人命关天哪！”老胡说：“抱得住抱得住，快走吧！”

我说：“余小惠，我不是流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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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寒冷的疼痛感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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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出版社为，仿佛是为熊正良做了一次文学总结。

读熊正良的小说，总让我想起家乡阴霾、湿冷的冬日。我的家乡在湖南，虽然别井离乡已有二十余年，但家乡冬季的记忆在我的心底是如此深刻，冬季的寒冷在潮湿气候的掩护下变成无数根细针，毫无挂碍地钻入你的骨髓，它让你感受到寒冷带来的疼痛。这么一种寒冷的疼痛感，也许只有在南方山水相依的地区才能体会到，奇怪的是，我在读熊正良的小说时，竟与这种久违了的疼痛感相遇。这不仅指整部小说传达的一种基本情绪，而且作者在小说中也直接描述过这种疼痛感：“疼痛像冷风一样在骨缝里吹着”。也许这是因为熊正良始终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我猜想他的骨髓也一定经受过寒冷的针剌，他对这种疼痛感才会有如此传神的描述。熊正良生活在江西，应该说，他的故乡与我的故乡湖南十分相似，人们常常将这两个地区合称为“湘赣”。正是这一缘故，我把熊正良小说看成是充满地域色彩的小说，而这种地域色彩不是用地貌风景、文化习俗作为颜料，而是靠地域的气候性特征涂抹出来的。

气候造就了熊正良。那种寒冷的疼痛感既然深入骨髓，他的作品就透出阴沉而湿冷的氛围，灰蒙蒙的天空，湿漉漉的空气，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环境。他也总爱把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安置在雨季里发生。同时我还从小说的叙述中感觉到，一个作家在这种气候的磨砺下，他的品性会变得更为坚韧和冷峻，他宁肯接受寒冷的疼痛感，也不会采取迴避的方式。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这种气候上的品性也决定了熊正良的写作姿态，这是一种面向下层人民的写作姿态。熊正良将普泛的人文关怀通过寒冷的疼痛感传达出来，这就不同于一般性的悲悯和同情。在类似《我们卑微的灵魂》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有一种触摸人物的质感，我觉得那不是作者在叙述，而是作者跟随在那些小人物的身边，眼看着他们不公的遭遇，作者慌不择词地在一旁大声呼喊。更重要的是，小说不仅传达了作者对这些“卑微的灵魂”的同情，而且也表现了作者的另一层愤懑：他觉得他的为卑微灵魂的呼喊是不会得到多少社会反应的，他为此而愤懑，这愤懑也培植出他的一种孤傲的神情。在他的长篇小说《别看我的脸》里，这种孤傲的神情更为强烈，因为在作者的眼里，普通民众的人生更为惨烈。

小说的结构比较单纯，它以主人公徐阳的生活遭遇为主干，径直延伸下去，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枝蔓，这突出了主人公的命运悲剧。而熊正良在讲述这个命运悲剧时着力的正是瀰漫在主人公内心的寒冷的疼痛感。当然，这种寒冷的疼痛感并非由气候造成的，而是由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寒冷的疼痛感。我以为，这正是熊正良在这部小说中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人的精神依靠的是文明、尊严、平等、爱意等理念来抵御来自社会的严寒的。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社会人生的基本理念，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在这部小说中，熊正良将这些基本理念具体体现为人的“脸面”，这就是中国文化习俗中最为讲究的“面子”。小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