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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文字是美的，调子也缓缓的。我在这儿感到了一股冷气。离他倡导“新村”精神还不到两年，思想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有“谜”在其中的。或是生活发生了危机，或是信念有了变化，或是二者兼有之，不得而知。人生是奇怪的。乐观主义的倡导者，往往心里并不乐观。因为精神残缺之故，便要以另一方法代偿之，而心底的深处，依然是残缺的。鲁迅大概也有这类的体验。所谓“始于吶喊，终于彷徨”，根底大概还是多彷徨的吧。总之，兄弟二人那时确实遇到了心理障碍，心境之苦，非为外人所道也。1921年5月27日，鲁迅在经历了半年护理弟弟的辛苦期后，决定把他送到西山疗养。那日的日记云：“二十七日，晴。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想一想那时他一人独自饮酒的情形，便可见出鲁迅的悲哀之深。二弟的苦状其实亦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似乎用不着彼此的抚慰。在可怜的世间，大家同样是可嘆的过客。世上本没有路，远方的不过是影的召唤。周氏兄弟差不多被推向了同样的绝壁上。当两人相视对坐、无语交流的时候，人间的一切苦乐，便同时在沉默中化为虚无了。

几乎很少有人会体会到两人的无奈。这是精神的无根漂泊的怅然的日子，正像一朵云，不知道会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在《昼梦》中，周作人嘆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与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还留着处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几乎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颔，灰尘的脸的中间，两隻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我曾试我的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

要去信託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点了。

这是弱者的声音，调子几乎没有什么亮色了。鲁迅也绝望过，哀嘆过，但仿佛并不一意滑向消沉，他的文字，往往还透着生命的昂扬之力，是深沉的自省与内创，一种不甘沉寂的突奔常常在那里流动着。《野草》写过客的孤苦，并不像周作人软弱的沉下去、沉下去，而是与绝望抗争地奔走。周围的荒凉由于过客无畏的前行而泛起生命不息的光泽。你可以从中领略到灰色与死灭，但绝无宁静的消沉和无力的感嘆。试看《影的告别》，鲁迅这样描述他的心境：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愿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併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在悖论中的鲁迅，无数次重复着自己的生命内觉，这内觉越来越向上升腾着，我读出了其中的形而上的意味。《野草》是哲学的，那上面写着一个生命的谶语，那是自老庄以来的中国文化所从未滚动过的声音。读这类的文字，我便想起周作人的消沉期的咏嘆。坦率讲，他在人性的深度上，是不及鲁迅的。但周作人的苦恼意识中，还常常有健全理性的支撑，一种雅态的涂饰。而鲁迅则撕碎了一切理性之网，进入了完全无序的混沌里。这种混沌又不类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玄奥的低语，而恰恰是生命之流原色的流淌。犹如地火突地喷吐出来，无规则、无情面地流动。但它压迫着你，使你从这血色的世界里，感受到伟大的热力。周作人永远也没有这样的热力，他仿佛一道清风，除了给你爽快，便不再有什么，虽然它永远散着诱人的情致。

懂得了人生的苦，这便是周氏兄弟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的自觉。一切乌托邦的预约，在他们那里失去了颜色。读周氏兄弟的文字，不能不注意那种对付苦的态度。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差不多都写在咀嚼苦难的历程里。只有看懂了这些作品，你才会懂得，“五四”过后，何以只有周氏兄弟等少数作家，如此长久地被人们谈起。那些浅薄地叫喊痛苦与不幸的文人，在他们面前，确是要失去亮度的。

40岁，按当代人的目光，还不属真正意义的中年，至少还拖着青年时代的影子。但周氏兄弟，却已把自己当成老年了。他们那么敏感于自己生命的流逝，对体内的青春的永诀，似乎格外看重。但他们“五四”以后从未以一个青年人的口吻，或者是带着青年的激情写作过。最初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蒙上了太厚的中老年式的感觉，但又不像传统老人那么古拙、迂执。这很奇特，从年龄的角度来分析两人的时空感，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提示。我认为暮色的雄厚与悲壮，在他两人身上，表现得是格外突出的。此无它，不仅是对已逝的生命的眷恋，更主要的，乃是对生命价值的苍凉的体味。这种生命的自我觉态，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