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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加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板，其古趣可与相比。这里附带说及，也是很可纪念的。[6]

书印得很少，鲁迅执意以周作人名义出版，并不署自己的名字，可见其大度。周作人后来也说，鲁迅不注重名利，对个人得失想得少。至少和兄弟相处，他是这样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文，为鲁迅在北京时所写，但后面署名，是周作人。读这篇序言，我以为一是可看出书的趣味之浓，可做好的书话来读;二是能体现他们的兄弟之情。试想一下，自己十几年心血凝成的作品，却以弟弟名义刊行，除了爱，恐难以再找到合适的解释。这是天下大慈大善之心，兄弟无间，情致合一，这在现代人来说，是少见的。

除了整理旧籍的相互合作外，鲁迅还积极为二弟的译着的出版找门路，所花精力亦不少。如，周作人在东京翻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原稿由鲁迅修改誊正，一直未能出版。周作人几次投递出版社，均遭拒绝，于是只好委託鲁迅在京城寻找门路。鲁迅日记中，曾记此事，虽只淡淡几笔，但可见用去的时间很多。所以，周作人的成名固然与自己的勤奋有关，鲁迅的推举，实在功不可没。对鲁迅而言，在弟弟面前，有种父亲般的情怀，这不仅是道义上的，就其品性而言，有种与生俱来的爱意。一直在长兄眷顾下的周作人，对世间繁琐的社会交往的承担，是微小的。所以后来内心的沉重感不及其兄，也是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