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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人尚未到京的几年里，周氏兄弟所处的环境儘管不同，心境各有差异之处，但在治学的态度上，庶几近之。查二人当时的日记，能见出各自苦读古书，冥想事理的状态。鲁迅曾写出《汪辑本〈谢承后汉书〉校记》、《两幅手绘土偶图的说明》、《谢沈〈后汉书〉序》、《虞预〈晋书〉序》、《〈嵇康集〉跋》、《〈范子计然〉序》、《〈魏子〉序》、《〈任子〉序》、《〈志林〉序》、《〈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等。周作人则有《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童话略论》、《童话之研究》、《玩具研究一》、《小学成绩展览杂记》、《家庭教育一论》。译着译文则有：《炭画》、《黄蔷薇》、《皇帝之新衣》、《酋长》、《老泰诺斯》、《秘密之爱》、《同命》、《希腊之小说》等。鲁迅趋于古，作人涉足于中外。趋古，则多有大苦大悲的寂寞，涉足中外，虽亦不免枯燥，但雅趣在焉。此时鲁迅还开始了读佛经的苦路，周作人的趣味则更接近于学术品位。两个人的状态，现在我们已看得较清楚了。

这里有个插曲，值得补上一句。鲁迅在故乡时，曾用文言文写了篇小说。周作人对此曾有如下解释：

我在绍兴教育会混迹四五年，给公家做的事并不多，剩下来做的都是私人的事，这些却也不少，现在可以一统的说一下子。我于一九三六年写《关于鲁迅》这篇文章里，曾经说过：

“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閒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覆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这回查看日记，居然在壬子十二月里找到这几项纪事：

“六日，寄上海函，附稿。”

“十二日，得上海小说月报社函，稿收，当復之。下午寄答。”

“廿八日，由信局得上海小说月报社洋五元。”

此后遂渺无消息，直至次年癸丑七月这才出版了，大概误期已很久，而且寄到绍兴，所以这才买到。

“五日，怀旧一篇，已载小说月报中，因购一册。”廿一日又往大街，记着“又购小说月报第二期一册”，可知上面所说的一册乃是本年的第一期，卷头第一篇便是《怀旧》，文末注云：

“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本文中又随处批註，共有十处，虽多是讲章法及用笔，有些话却也讲的很是中肯的，可见他对于文章不是不知甘苦的人。但是批语虽然下得这样好，而实际的报酬却只给五块大洋，这可以考见在民国初年好文章在市场上的价格——然而这一回还算是很好的，比起《炭画》的苦运来，实在是要说有“天壤之殊”了。虽然那篇文章本来不是我所写的，我自己在同时也学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却还记得是《黄昏》，是以从前在伏见馆所遇见的老朋友“法豪”为模型，描写那猫头鹰似的呵呵的笑声似乎也很痛快，但是大约当时自己看了也不满意，所以也同样的修改抄好了，却是没有寄去。至于那篇《怀旧》，由我给取了名字，并冒名顶替了多少年，结果于鲁迅去世的那时声明，和《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併退还了原主了。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进到《热风》里去，这是外边一般的人所不大能够理解的。[7]

如果不是周作人的解释，大概我们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委的。

周作人到北京来任职是1917年4月，通过蔡元培，被介绍到北京大学。他又一次与哥哥生活在一起了——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

他这一次的北上，恰值新文化运动的前夕，蔡元培正改革北京大学，广收天下奇才，欲振兴教育。其实周作人那时对择业的事情，还抱有试试看的心情，并未有意识地加入到新文化的建设行列。鲁迅也埋头于抄古书，看佛经，对文化创新方面，只有想法，但无发起运动的企图。虽然，他们已具有了相当的思想实力，但由于悲观的情绪，并未自觉地参与新文化的运作。如果不是后来朋友的影响，周氏兄弟不知要在寂寞中呆多长时间。

他们的这一次同住，可纪念的事情依然不少。我觉得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在北京期间有了新的发展。二弟刚到京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竟图录》一册、《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沪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又是一夜长谈，与当年他们在南京相逢时同阅《天演论》时的情形，很是相似。此后两人一同磋商学业，撰述文章，同逛书肆，过的确是“兄弟怡怡”的日子。周作人的日记，对此均有记载，我们看后，自然会想像出那种情趣来。

周作人到京不几日，便生了一场大病，几次诊断，均无结果。鲁迅吓坏了，开始疑是猩红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