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兴的。当时他已有了孩子，现在生活在一起了，不必分散太多的精力。鲁迅当时选择的房子，想必他是满意的，房间很多，院子的空地又大。请想一下，周氏三兄弟，同住于一院，又有老母在一起，那情景，是热闹已极的。那确实是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几年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住到了周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乐趣。在外人看来，他们拥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东方型的幸福家庭。许多造访过八道湾的“五四”学人，都曾对此留有较深的印象。
以他们那时的精神个性和追求而言，选择一种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当代人恐难以理解。从周氏兄弟的个人境界而言，何尝没有一种独居的念头?但要做到此，大难。一是传统习俗欲改变非一日之功;二是经济亦多有困难。按现代人的生活理想，大家庭确有难言之苦。这苦头，鲁迅不久就意识到了。1920年开始，他的经济便出现了赤字。一是购房时用尽了积蓄，且欠了债，另外，主要是费用加大，老少十几口人，各种开销，压得鲁迅喘不过气来。这一年，他先后21次向友人借钱，其状甚为难堪。加之孩子生病，每位媳妇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负债便成了沉重的负担。他每月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弟媳羽太信子，但生活仿佛是无底洞，鲁迅似乎从来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压力之大。旧式家庭的弊端，不久就在八道湾寓所显现出来了。
但鲁迅是爱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侄子的。他只有和弟弟们一同努力地工作，去弥补生活的空洞。所以，他除了写作、译书外，在大学还兼了几门课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此时已有了相当的名气，他的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厚根底，倾倒了众人，很受欢迎。他在讲课之余，译书，写作，也格外勤奋。兄弟两人的紧张工作，使这个大家庭支撑了将近4年。他们后来结怨分手后，从鲁迅流露出的情绪看，那3年多的生活，他付出的的确太多了。爱是建立在一种自我牺牲的基础上的，深知人文主义和个性价值的鲁迅，对中国古老的家庭结构，备尝其苦。这大概也正是他特有的地方。一方面残存着东方人古老的积习，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其顽固性与陈腐性，但又无能为力。这是人生不能两全的无奈。爱既然不是自私的，那么必要的丧失，便合情合理。所以读鲁迅那时的文章，写到家庭生活时，便有种殉道感在其中。这种殉道感，乃是肩负着黑暗的闸门，为下一代谋生路，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已经进入了中年的他，毫无个人享乐的情感，倒是时常想想别人，为他人做些什么。虽然亦有个人的恩怨，时常也发一点脾气，但于己身顾及得十分有限。看他们生平的资料时，每每读到鲁迅为了弟弟和母亲而四处奔走借债的情形，便深感中国旧式家庭的长子的艰难。巴金在《家》中写长子觉新之苦，大概具有普遍的意义。牺牲了自己，让更多的人安乐地生活，这是鲁迅的心境，也是那一代许多人的心境。我从他后来流露出的苦笑中，分明感受到了这种沉重。“五四”启蒙者们在呼吁人的解放的时候，不是凭空想像的游戏，那里确有己身苦难的体验。所以那声音便显得格外悲怆和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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