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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域外的几年，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一提。这便是与章太炎的接触，随他读书。鲁迅与周作人在日后的文章中，均有所提及，现在看来，这在两人的生活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事情。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国学根底很深，为晚清以来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章太炎系章炳麟的号，又名绛，浙江余杭人。他于1899年出版了着名着作《訄书》，后几经修改，反清排满的内容越来越浓。那时能看懂章太炎着作的青年很少，连周作人这样的杂家，后来提及这位学人，也很是尊敬，对其学识亦仰视着。不过在鲁迅眼里，章太炎的业绩并不在于他的学术，而是革命的精神。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着〈革命军〉序言》诸文，公开与保皇党论战，后被捕入狱。但他大义不减，在狱中表现出耿耿的学人风范，其诗其文，泽被华夏，一时成为世间绝妙文章。周氏兄弟是很钦佩太炎先生的。1906年，太炎先生出狱后，到了日本，主持《民报》。他不断在报上撰文，与诸种保守势力斗争，文章大气磅礴，很受青年注意。周氏兄弟对这些也留意得很，每有佳作印出，辄争相购阅，彼此呼应，确有心嚮往之的感觉。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主讲《说文》，所开设的课程，很受欢迎，听者甚众。鲁迅兄弟当时和许寿裳等人住在一起，留学生中的事情、消息也较灵便。不久，他们便获得了一个听课的机会。每周日上午，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共8人，持续有一年的时间。周作人回忆时写道：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个，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鬍鬚，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15]

许寿裳回忆这一段学习的情形时，这样说道：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復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16]

不管鲁迅当时具体接受了些什么思想，我想，与章太炎那里获取的国学知识，显然是不少的。他后来偶撰古文时所表现出的大气，与深谙“小学”很有关係。周作人在古文化修养的成就，章太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人生能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是幸事。章太炎与周氏兄弟的关係，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值得书写的一页。从老师到弟子，他们后来的道路之不同，其中可感嘆的，并不少。章太炎以后，中国鲜有这类的国学大师，而周氏兄弟，一脚踏着西洋文化的船，一脚踩着国故的沃土，东西文化交汇着，已有了新型学人的风骨，这或许便是历史进化的缘故。

我常想，正当周氏兄弟全力以赴进行翻译工作，钟情于域外文化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随从章太炎读古书的道路?这其中，大约也有革命因素在吧?章太炎是反异族压迫的，他自然在国学中，倾注了许多爱国的东西，所谓还原汉文明的精神正是。儘管周氏兄弟已有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