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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则更醉心于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纪行》(载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24号)。他发表在《天义报》上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里的许多材料。这样，周作人就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列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最先举出的就是“旧公爵而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他说：“克鲁泡特金的着作我也读过《麵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24期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从互助进化的观点出发，鼓吹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中国信徒就公开宣扬：“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社会。这种主张“社会协爱”，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从不提及施蒂纳，并且表示“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周作人不满的可能不只是“格调与文章”，尼采(以及与他类似的施蒂纳)思想中对于个人主观意志的极端强调，“刚愎主己”，不惜“偏于一极”，这当然不合“庶得中庸”的周作人的胃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说：“明哲之士(按，当时指尼采、施蒂纳等人)……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与这一论断相反，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所反覆强调的，正是人的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协调”、全面发展，所谓“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适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毫无偏执的、匀和的生存方式。这与克鲁泡特金的“协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先声。[14]

可以说，鲁迅接受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后，思路后来儘管有所变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蕴于其中的;周作人对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偏爱，最终导致了他一生学者式的情感方式。这是早期记忆对人生之路影响的结果。但之所以价值选择略有区别，心性的差异，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的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例如对尼采，鲁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他在早期论文中，一再提及此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都谈到尼采个性的文化价值。在鲁迅看来，尼采的思想是人类从苦难中摆脱困惑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人们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类自己内在的潜能，即自由意志。尼采式的超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剂强心的药，那种蔑视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圣、亵渎一切神灵的勇气，恰恰是中国所一向缺少的。鲁迅从这位诗人狂飙突进的艺术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并不清晰的精神画图。那翻江倒海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锐力，生命的深层内省，对人有着怎样的亲情!鲁迅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否定传统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文艺活动中。应当说，鲁迅对尼采的接受是独特的。按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当时日本人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日本学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站在亚洲人的角度，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理解尼采。鲁迅很敏锐地看到了尼采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并把它视为人自我超越的动力，他的反抗意志在尼采思想的启示下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与鲁迅不同，周作人视野里的西方文明，除了个性精神外，最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散发的知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鲁迅侧重于行为的一面，周作人则注重知识的一面。侧重于行为，当然就具有很强的使命感，思想的张力就不同凡俗;看重知识，则文风便沉稳，即便是抨击时弊，内在的情致，依然有文雅之气。所以，读鲁迅的文章，是有朝气的，文采亦昂扬不已，如狂风吹来，读后被强烈地撼动着;而周作人则不急不躁，舒展自如，似湖面的柔风，温和的气氛飘然而至。但那时尚无后来的绅士气，情致属于青年式的，所以思想的锐气，依然暗藏其间，只不过没有汪洋恣肆的气派罢了。与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同时，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可说是对鲁迅思想的一个呼应。这些文章，思想与鲁迅颇为接近，论证问题也有力度，但不及鲁迅文章内蕴那么博大，这显然是未受尼采气质影响之故。从那时兄弟俩所发表的文章中，可看到精神的某种相近性。其一，强调精神对一个民族的作用，如：鲁迅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主张立人;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