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偏爱，已流露出诸多不同。鲁迅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德国的诗化哲学家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则过于驳杂，既钟情于希腊文化，又对性心理学爱不释手。他还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投去不少关注的目光。鲁迅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裴多菲、尼采的诗文时，很激动。那里所流出的反抗之音和个性精神，过去在中国古文化中是少见的。他把这些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周作人虽也看重个性主义文学，但对他而言，更主要的，大概还是那些富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籍，它们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审美口味。那时的尼采思想，已传入日本了，且在学界轰动不小。鲁迅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但周作人只是一般性的了解，不像其兄那么投入。但在倡明个人和人道感上，却十分一致。周作人十分迷恋各类的文学书籍，凡可启迪心性、有知识性的东西，均来者不拒，热情也高涨。他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很痴情地描述过那时读书的情形，其杂家的风采已露出来了。关于兄弟二人读书兴趣的异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分析得颇为中肯：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政府主义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讚颂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与尼采(鲁迅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契开迦尔”)等同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先觉善斗之士”，他说：“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盪无高卑”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承认“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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