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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三味书屋，颇有些名气，这是鲁迅在文章中写过的缘故。很奇怪，周作人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土风情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比得上其兄的。细想一下，周作人有的文章，写得也确实美，即使是到了晚年，写孩提时的故事，文字依然老到、精緻。但总觉得周作人是远远地回首，仿佛一个道人，对旧迹不过朦胧地眺望一下而已。而鲁迅则相反，他燃烧在那里，文字中是生命的光热，可把读者也引到其中一同燃烧。这很不简单，周作人当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鲁迅进三味书屋学习，是1892年。此前，他随亲属周玉田读过《鉴略》，看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和《花镜》等书籍，并抄过《鑑湖竹枝词》一百首。入私塾前，鲁迅曾随从过两位远房叔祖读书，开蒙并不算晚。周作人正式上学比哥哥要迟几年，去的也是三味书屋。关于此事，兄弟二人的回忆，我以为很是有趣。鲁迅不愧是小说家，几笔之中，师生的形态便跃然纸上;周作人要细得多，注重的是叙述，而不是形象的描述。虽然教书的先生水平有限，但所学的内容和管教之严，无论如何对日后两人的成长，均影响不小。

私塾所学的，是儒学的基本知识。但那些过于成人化的知识表达式，对孩子来说，是滑稽可笑的。钱理群先生研究周氏兄弟早期学习时，这样描述道：

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8]

三味书屋的教育十分刻板，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已把早期教育中的苦乐写尽，形象已极。《知堂回想录》亦有较清晰的介绍。周氏兄弟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态度，我们在此可见其一斑。在两人的记忆里，似乎均对课外学习以及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许，正是那些非正统的、瀰漫着乡间民俗与自然之力的世界，才更可唤起少年的快愉吧。鲁迅周作人后来对儿童文学的大力提倡，对野史与民俗的钟爱，或许是早期经验的流露?且看鲁迅对自由学习的情形是怎样的依恋：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灰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9]

这是少年对枯燥的私塾学习的天然的反抗。他们先后遇到几位老师，唯三味书屋的寿先生，尚留下较好印象。但旧私塾的管教方式，确乎有悖少儿的身心健康，那无想像力、无色彩的灌输方式，对儿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后来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讥讽教师的行径，和早年对僵硬的教育制度的反抗，是很有关联的。

那时，除了正轨的私塾学习外，兄弟二人差不多把精力全部用到了杂览和童话游戏类的活动中。这一点，祖父对二人的宽容的学习方式的熏陶，也起到了作用。周介孚是主张孩子读些小说的，这很不简单，先导之以形象，后寓之于理，很符合少儿心理的发展。兄弟二人后来对古典小说、戏曲所以念念不忘，我想，这便是对私塾教育失望的一个反证。所以周作人在叙述少年时的学习生活时，对鲁迅浪漫的精神追求，刻骨铭心：

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共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10]

如果不是周作人记下了这逝去的一瞬，我们对鲁迅的少年的理解，会很简单的。明乎此，便会理解他为什么对《山海经》、对社戏、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偏爱，而对孔孟儒学本能的反感。虽然，私塾给予了他们中国式的情感与认知习惯，但最迷人的，却是儒教以外的东西。这其中可琢磨的内容的确很多。

鲁迅15岁那年开始记日记，周作人记日记时是14岁。可惜长兄的日记已佚，详情难考。但周作人的日记却保存了下来，使我们终可以窥见那时兄弟间的活动痕迹。我曾经想过，如果一个人，持续终生地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其中多少有些“自恋”意识吧。至少从周作人早期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