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页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并另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係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资溪桥、浒湾、云盖山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直至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于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得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李青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真是祸不单行，这给已年近四十的董振堂沉重一击。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他很欣赏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视他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宁都起义后，李青云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赣州战役后不久即任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33年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升任十五军军长。不久因病离开部队休养，10月在江西永丰藤田附近病逝。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