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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十五军在鹿梯一带与敌五十九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是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十五军当即诱敌深入，然后一股作气将敌截成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五十九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二十二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十一师的增援。命令十三军三十九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十五军和三十八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五师与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9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五十九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之四个团，敌师长陈时骥仅率数人仓惶逃走，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坡战役，红一方面军干脆利落的歼敌二个师，毙俘敌官兵一万余人，缴获大炮四十余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枪枝一万余支，还有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歼灭敌五十九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

王树亚，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三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三十九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他作战勇敢、顽强，指挥细緻、深入，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次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衝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坡大捷，使红一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陈诚一下丢了两师之众，气的几乎发疯，不甘失败的他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但胜利后的红军很快又消失了踪影。无奈，他只好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后，敌人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诱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3月20日，敌第十一师由黄坡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总部的作战地图上猛然一敲，兴奋地喊道：“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并立即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听完他的仔细分析后，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当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该训令的部署是：以红五军团、第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坡之敌第九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一、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繫。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率部于20日夜，分别进入到指定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号称全军之冠，而且重未打过败仗，战斗力极强，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加之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从一开始，即呈白热化，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一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师轮番进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且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此刻，敌数驾飞机赶来助战，不停地在我主力集结位置俯衝轰炸。其中一颗炸弹恰巧落在一军团指挥所位置，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聂荣臻掀到了山坡下，两人虽然没有负伤，但是作战的难度更大了。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攻击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南面霹雳山敌之六十六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十一师大部被歼，伤敌师长肖干，毙敌团长3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五千多支，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五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敌人出发前上级交待的，每人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

战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8万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十八、第五次反“围剿”

七、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