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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央檔案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他家里，调查李青云的籍贯，李克敏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结果。几天后，檔案馆来信：红十五军曾有一位名叫李青云的军长，但檔案里记载其为江西人。错了！？李克敏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

时间又跨越到1979年，在烈士昔日的战友袁血卒、孙毅、王幼平、王秉璋、蒋耀德等人的帮助和确定下，军委总政治部给李青云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整整四十五年，烈士的英灵才得以落户。他们为中国革命前赴后继，我们享受着由他们带来的和平与幸福。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读起来令人心酸。

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援，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十五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五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五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以连、排为单位固守的支撑点，在敌人的进攻中没有及时撤出，半数与支撑点共存亡了。

这种与敌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指挥员迅速减员，虽由地方补充进来大批的新战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不得不投入前线。这样，部队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五军团十三师是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队伍，师长陈伯钧在一次新兵训练中，发现实弹射击时十人竟然有九人脱靶，这样的成绩令他感到极度担忧。

五军团如此，其它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打好。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须终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否则红一方面军将有被葬送的危险。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刘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李德的同学。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具有长期的带兵实践，又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水平。对于李徳的讥讽，刘伯承以大局为重，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质问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徳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便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四月上旬，敌人集中十一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五军团和一、三军团一字排开，与近十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七个精锐师加一个炮兵旅血战十八天。十八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