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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悲悼和敬意。”

1933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讚赵博生同志是“坚定革命的人，是我们党的楷模”。建国后，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的战友赵博生：

宁都霹雳响天睛，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十七：黄坡大捷

六、黄坡大捷

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来到江西，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向其任命的各路“剿匪”将领发表了一篇训话,其吹嘘说：“今天，中正来到南昌和众位共同清剿赤匪。关于剿匪之情形，我们已取得辉煌的战绩，日前，鄂、豫、皖之张（国焘）、徐（向前）匪，洪湖之贺（龙）匪，均已被我们英勇的军队，打得抱头鼠窜，逃往川陕边界。我们那里的军队，正乘胜前进，胜利指日可待。今天，在闽赣，尚有朱、毛匪部正杀人放火，我当速除之！”蒋介石讲到这里，环视一下众人，继而又谈到他的那套丧权辱国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之信条。我们不怕现在不能攘外，只怕为我们心腹之患的共匪，不能消灭。”

时日军正集结了大量兵力，意欲大举进攻热河，同时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蒋介石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于不顾，却坐镇南昌，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亲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仍决意要向共产党的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

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趁敌部署未定之前，先敌发起攻击打乱其进攻势态,以求得作战之主动，于是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朱德（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接替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总政委）、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强攻南丰的，周恩来在向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说：“强攻南丰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太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苏区中央局的回电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周、朱、王遂决定执行苏区中央局的“西渡抚河，先攻南丰”的指示。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向南丰进发。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22军为右纵队，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中央纵队，以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为左纵队。11日晚，红三、五军团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开始攻城。驻守南丰城的是国民党军第8师6个团，激战一夜，红三军团仅夺得大小碉堡九个，歼敌一个营；红五军团夺敌五个碉堡，俘敌一个连，战果不大，红军各部均未突破敌之主要阵地，且自身伤亡很大，红三军团担负主攻的三师师长彭鰲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此时，敌已发现我主力位置，兵分三路，向南丰增援过来。2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决定改强攻为详攻，主力在监视南丰之敌外，准备伏击消灭其增援一路。22日，敌第一纵队三个师（十一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由乐安、宜黄地区迂迴至我主力红军背后，企图与正面的八个师协同作战，将红军围歼于南城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及时掌握了敌方的动态，决心集中力量，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河口、黄坡及东坡地区摆开战场，伏击敌之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打破敌人的“围剿”。

按照总部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带设伏，整个左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路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路红军右侧的任务，右路部队由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朱瑞统一指挥。

2月27日清晨，寒风夹杂着细雨，红军左路纵队埋伏在黄坡的山岭之中，静候敌人的五十二师。这一带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且山高林密、山谷狭隘。敌五十二师是个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仗着装备精良，大摇大摆的行进在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总攻枪响，山谷两侧的红军猛烈开火，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战斗仅用3个小时，左路纵队即歼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旅一个团，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将位于蛟湖地区的敌一五四旅主力全部歼灭。

左路打的热火，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可能是敌五十九师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稍有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五十二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意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二十二军先敌占领黄坡西北高地，红十五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令十三军三十八师占领黄坡以西高地，独五师集结黄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