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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哲学家们才承认，只有在中国，它被当作供奉的神灵。”伏尔泰指出在 “哲学的宗教”占主要地位的国家里，宣传天主教是荒诞的，因为“哲学家的宗教是最朴素、明智、庄重、摆脱迷信和野蛮、获得自由的哲学。”他读完了儒家经典着作的译本后这样写道： “我认真读完他(指孔子)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我发现了一种唯一纯洁的道德。” 当伟人拜倒在圣人和圣人的国家的脚下之后，我们必须指出，伏尔泰对中国和孔夫子的热爱，一方面是他思想理论的需要，另一方面，他笔下的那个崇尚道德、奉行法律、贤臣良吏的中国只不过是伏尔泰的理想王国而已。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虽然伏尔泰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的康干盛世，之后的雍正皇帝还算开明，但是，那个时代同样埋藏着封建专制的罪恶。 “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的严酷法律，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所造成的文字狱，是多么骇人听闻又惨绝人寰!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与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启蒙脑子中的理想国度的距离又相去甚远。而伏尔泰只不过是根据第二材料，再加上道听途说以及二千多年的孔子的主张，以他那作为文人所固有的激情和想像，虚构出了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而已。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伏尔泰对中国的介绍讚美有多大失误和偏差，都是在当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蒙效果，因为在当时，不仅是伏尔泰，而且可以说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充满了美善、又遍布着丑恶的中国。十分有趣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利用中国的道德为他们的启蒙吶喊助威;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当中国的思想家也面临着一个启蒙的任务时，他们却是藉助了西方文明，而毫不留情地抨击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和吃人礼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流通是富有意义的，但往往又是各取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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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的胜利文明的凯旋有关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的先秦典籍《春秋》、《左传》、《国语》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元代着名戏剧家纪君祥抓住了搜孤救孤这一悲剧核心，在依据史实的前提下，把它演义成了《赵氏孤儿》。这齣悲剧主要展示了春秋时代晋国奸佞屠岸贾对忠耿老臣赵盾由忌恨到多次陷害，最后诛杀赵氏满门三百口的事故。主要描写了赵氏孤儿被程婴用药箱偷出府后，公主自杀、门将韩厥放走程婴后也自杀、公孙杵臼舍命、程婴舍子等一系烈壮举，以及屠岸贾为斩草除根对孤儿穷追不舍的一系列悲剧衝突。《赵氏孤儿》因其搜孤的惨无人道、救孤的悲壮崇高而成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的佼佼者。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的动因有二，其一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他对孔夫子的道德推崇备致，正好他见到了这个悲剧译本，所以就想在改编过程中实现他自己的哲学主张，同时他也想让欧洲人看到一个道德完美的中国。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年来，伏尔泰与卢梭一直论战不休。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比文明社会好，主张返朴归真。在《论科学和艺术》中，卢梭以蒙古人、满族人的文明不及汉人却一再征服汉人的实例，说明了野蛮社会的力量比文明社会表现得更加强大有力。伏尔泰出于对理性、智慧、道德力量的坚信不疑，指出： “蒙古人只能以武力征服中国，最终还是让被征服者的文明同化了、智慧征服了。”正是出于这两个原因，伏尔泰决定着手改编《赵氏孤儿》。但是，由于他的新古典义戏剧观的支配，又由于他所面对的马若瑟的那个翻译剧本很是粗糙、幼稚，而且还只是个删译本，所以一开始他对《赵氏孤儿》是很不满意的： “我们只能把《赵氏孤儿》比作十六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只有海峡那边 (指英国)和庇里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能欣赏。”还说，这不是什么悲剧，而是一个古怪的滑稽戏，是 “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 “这戏没有时间的一致和动作的一致，没有风土习俗的描绘，没有情绪的发展，没有词采、没有理致，没有热情。”总之，《赵氏孤儿》没法与当时的法国戏剧名着相提并论。与此同时，伏尔泰又认为，《赵氏孤儿》是中国十四世纪的作品，若与法国和其它国家十四世纪的戏剧相比，那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个杰作。就故事来说，非常离奇但又非常有趣;非常复杂但又非常清楚。十三、四世纪的中国是蒙古族统治的时期，居然还有这样的作品。这就说明了征服者不但没有改变被征服者的风土习俗，而是正好相反，保护了中国原有的艺术文化，采用了中国原有的法制。这也就证明了 “理性与智慧，跟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所以，在伏尔泰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