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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人拜倒在圣人脚下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者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的信件、文章、书籍 以及他们所翻译的儒家的书，对中国进行了解的。当时，在欧洲最普及的有 尼科拉·金尼阁的 《耶稣会在华开教史》，谢麦多神甫的《中华帝国》，纳 瓦列特的 《论中华帝制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以及在巴黎出版的三 十四卷 《外交使团中耶稣会传教士的有益和有趣的信件》和十六卷《在北京 的传教士着的有关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等札记》等等。 在对中国进行着泛泛介绍的同时，他们又着重翻译了儒家学说的主要典 籍。1662年出版了达科斯塔译的 《大学》，1672年，巴黎出版了英托尔采塔 甫的 《中庸》译本，在此期间，《论语》也翻译过来了。1687年又出版了耶 稣会使团的集体着作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1771年弗兰西斯·诺埃尔 神甫发表了自己的译着 《“四书”、<孝经>和<三字经>——中华帝国六部经 典着作》。对欧洲思想家最有影响的是这样两部书：其一是路易·列科姆神 甫的 《关于当代中国的札记》，其二是杜哈德根据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 初生活在中国的二十七位耶稣会传教士的工作报告资料编写的四卷本 《中华 帝国地理、历史、政治和自然风貌》。 在介绍中国的书中，虽然作者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有一点 却是基本相同的，即中国是一个 “样板的”、“洗礼过的”理想国度。在那 里，皇帝仿佛是哲学家，而他的谋士都是学者，农民的儿子和显贵的儿子同 样有机会成为大臣，因为在那里，提升社会等级的基础似乎是人的品德和知 识，而不是他的社会出身和财富。 先不说这种概括的失实和错谬，单是这种概括中蕴含的理想化色彩和崭 新气象就使许多欧洲思想家心醉神迷。尤其是在法国，当一大批的启蒙思想 家正在为推翻封建专制、剷除等级观念、嚮往自由、呼唤人权建构他们的理 论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只存在于他们幻想的理论中却早已存在于具体的现实 中的神奇国度。所以当时的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都在自己的着作提 到了中国，并都对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兴趣，而伏尔泰则把欧洲人发现中 国文明比作了达·伽马和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 在同时代人中，伏尔泰无疑是中国始终如一又坚定不移的捍卫者、歌颂 者和崇拜者。无论是在他的哲学着作 (《哲学辞典》、《哲学通信》、历史 着作 (《路易十四时代》、《风欲论》)中，还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国 孤儿》、 《查第格》、《巴比仑公主》)中，伏尔泰谈到中国时都表现出了 极大的热情。只要是涉及到中国，怕是连中国人都会忽略的具体方面，他都 毫不吝啬他的讚美之辞。比如在 《风俗论》中，他把中国置于首位，并用两 章的篇幅进行介绍，因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以中国为开端，人类的文明、科 学和技艺也是随着中国而发展起来的。在 《哲学辞典》中，他开列了不少关 于中国的条目，详尽介绍孔子的学说，康熙、干隆时的盛况，中国的理学等 等。他指出，由于中国灿烂的文明， “跟一个例如中国这样的民族争夺它那 些名符其实的名望是何等鲁莽笨拙”。 “当高卢、日耳曼、英吉利以及整个 北欧沉沦于最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各部正培养良 俗美德，制定法律”。 “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 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甚至当他知道中国的种痘术早于英国时，他 也在 《哲学通信》中予以褒扬：“我听说一百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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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他高度 评价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古老和可靠： “无疑，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 史……他们的编年史真实、细緻，没有华丽的词藻……”当他得知康熙1692 年发布过敕令，允许传布和皈依基督教时，他看到了中国对宗教的宽容。甚 至到了1742年，雍正开始把居住于各地 (北京除外)的传教士遣送到澳门， 并在中国取缔基督教时，伏尔泰根据外国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也对中国这一 行动进行了辩护： “在他们叫做教堂的大庭广众之下，把青年男女胡乱聚在 一起，叫姑娘们跪在他们两腿之间，就在这样的姿势中对他们低声细语;对 于温文而雅的中国人说来，再没有比这种情形更骇人听闻了。”雍正皇帝虽 然下令把他们送到了澳门， “但对他待他们还是礼遇有加关怀备至，也只有 中国人才能做到得”。 因此，在伏尔泰眼里，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是文明的、合理的、合乎道德 的、对于中国的圣人孔子，他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在孔子以及孔子所 影响下的中国人的信仰里，他发现了与他的“自然神论”完全吻合一致的“自 然宗教”。 人们往往喜欢用这样一则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