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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伏尔泰的这些政治观点，也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他虽然常常以群众、人民、第三等级甚至国家和民族利益捍卫者的身份讲话，但在论述这些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时，却明显地反映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局限性。因此，与同时代激进的卢梭相比，他显得保守多了。以至于当他读完了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之后，竟认为这是一种 “打算让穷人掠夺富人的流氓哲学”。措词严厉得无以復加，但是却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伏尔泰还是一位拥有许多卓越历史着作的历史学家。他不但写了本国 (《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还写了瑞典(《查理十二史》)、俄国 (《彼得大帝统治的俄国史》)等国的历史和《世界史论》。在伏尔泰以前，史学家多半效法希腊和罗马的楷模，以纪传体为主。传统的写法是把政治和军事放在首位，兼论当时帝王将相。然而，伏尔泰却一反以前的写法，除了政治和军事以外，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艺、科学等等都说到了。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了应有位置上，因此，他的历史着作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一种文化史。不过，虽然他声称 “我写历史更多地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但是在写作中，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贯彻他本人的主观愿望。比如，读了《路易十四时代》，我们就会留下这样一个难以忘怀的印象：路易十四英明伟大、仪表威严、慷慨大度、谦逊有礼…… 这是不是伏尔泰心目中潜藏的英雄史观在作怪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伏尔泰毕竟是开创了新的历史研究的先河。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不仅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之上，而且还非常明显地贯彻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主张。所以俄国着名作家普希金评论说： “伏尔泰是第一个沿着新的道路前进的人——他把哲学的光辉照进了蒙昧的历史檔案。”与他同时代的狄德罗在读了伏尔泰的《世界史论》之后，满怀喜悦地给作者写信说： “有些历史学家的叙述事实，只是为了把这些事实显示给我们看。而您，是为了激发我们从灵魂深处去反对谎言、无知、虚伪、迷信、狂热和暴虐。” 这种评论是非常公允的。不过我们不应该忘了伏尔泰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实际上，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真正彻底地科学化的。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那句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最好的历史材料也无非是准备来为哲学家服务的实例彙编而已。同时，伏尔泰还是文学家，所以他的历史着作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了文学色彩。几乎每一部法国文学史方面的论着都会提到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对此，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和朗松评论说： “每一章都是一篇明晰畅达和才思充溢的杰作。他把许多材料缩写成短小精悍的故事，引人入胜。” 阅读伏尔泰的历史着作，我们完全有理由想到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司马迁的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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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杰作艺术的迷途青年时代的伏尔泰大概没有想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会面临着那么广阔的思考空间，可能也不会想到在他百年之后人们会慷慨地把那么多 “家”的名称封加到他的头上。因为当时的伏尔泰最强烈的欲望是当一名作家，而且从他的兴趣、性格、思维方式、表达习惯来看，他似乎也更适合当一名作家。当然，他通过自己勤勉的和勤勉的结果——大量文学创作最终实践了他最初的诺言。但是，在启蒙时期，时代对每一个杰出的人物提出的要求都是多方面的，而每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立下当作家的宏愿时，面对骚动不安的时代，他也不可能闭门不出去苦心孤诣地研製他的纯文学作品。因此，那时所谓的文学与伏尔泰笔下的创作和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因此，在启蒙时代，特别是在伏尔泰手中，文学也就只能是他挥舞起来更得心应手的一件兵器;文学作品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宗教观点、政治观点、社会理想的最方便的形象化注释。由于他强化了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所以，无论是他的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使当时的人们明辨了善恶曲直，对丑陋骯脏的社会具有了强烈的震慑作用和破坏作用，直接达到了启蒙的目的和效果;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伏尔泰比较进步的社会政治主张和较为保守的文学主张的矛盾，由于他在强化文学的教育、认识作用时不可避免地疏远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所以他的部分文学作品 (如诗歌、戏剧)又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从而失去了永恆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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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