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覆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像。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藉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藉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彻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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