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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覆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閒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製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