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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之役（1）

宁远大战八个月后，努尔哈赤病死。朝鲜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之死，源于宁远之战受了炮伤。此说只是孤证，缺乏铁证，是后人一点点地滚大的雪球。据《明熹宗实录》记载，袁崇焕自己都不知道这回事： 戊戌辽抚袁崇焕復奏：“……回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夫奴屡诈死懈我，今或仍诈亦不可知。” 也就是说，袁崇焕不但不知道曾经炮伤努尔哈赤，甚至连他八个月后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当然，是否炮伤努尔哈赤，都不影响坚守宁远的意义。 孙承宗想要历练培养袁崇焕，如果从习惯官场潜规则的角度讲，袁崇焕差不多已经历练成熟。因为天启七年，也就是宁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的事情：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明熹宗实录》中有如下记载：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此举当然是迫不得已。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左副都御使杨涟上表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君子与小人斗，结果从来都一样，毫无悬念。东林党人全面垮台，首辅叶向高去职。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将东林党人编成《同志诸录》，非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方便那个伪男人随时出手。从那以后，阉党气焰日益嚣张，全国各地纷纷上书，要求给魏太监建立生祠。 为了办成事，有时需要付出点代价。这是官场的游戏规则。袁崇焕承认这个规则的存在，但孙承宗不。他始终没有随声附和。这一点，也预示着两人最终的不同结局。 无论如何，袁崇焕不像岳飞的刚直不阿，也不是杨涟、左光斗那样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声虽然好听，身处官场却往往不能成事。他们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焕的志向，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临头，他也只能弯弯腰。可以肯定，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不需要深思熟虑。那绝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韧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君。 这是杨度为孙中山先生写的輓联。“只坚韧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焕身上。他建议修復的锦右一带再度沦陷，已经升任巡抚、要承担更大职责的他，岂能心甘。不行，还是要恢復。 为争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焕向皇太极伸出了橄榄枝。得到努尔哈赤的死讯后，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弔唁为名，前往观察虚实，试探反应。 这个想法恰好与皇太极不谋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办点事：袁崇焕要加强前线，皇太极想巩固后方。后金背后不但有臣服于大明的朝鲜，还有明军将领毛文龙；总有后顾之忧，那当然不好玩儿。 毛文龙本是前广宁巡抚王化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潜入敌后，没想到还真弄成了气候，在镇江一战成名。镇江堡位于鸭绿江西岸，又叫九连城。此地位于中朝边境，是控制鸭绿江的重要节点。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中，将军宋庆和伊克唐阿指挥的清军，就跟日军在此爆发激战，最终不敌，城池失陷，日军随即从朝鲜侵入东北。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毛文龙侦得镇江城中防御空虚，便率两百二十余人前往突袭，活捉后金的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论说这场战事的规模不大，但时间凑巧，正好在明军连吃败仗的当口，因此被视为大捷。从那以后，全辽震动，“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毛文龙最终升任总兵，在东江开镇，挂平辽将军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剑。袁崇焕血战宁远期间，毛文龙也曾在出师永宁，以为策应。 如芒在背的感觉必须结束。天启七年（1627）正月，皇太极一边遣使求和，一边派阿敏带领三万人马攻打朝鲜。和议云云，新任辽东经略王之臣并不赞同。他上奏道： “……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通官过都令处，夷鞭其背云：你汉人全没脑子，终日只说我们不助兵，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别人与他为仇，我们也不如投顺也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 其中的“西虏”和“夷”指的是蒙古，“哈喇”则是喇嘛，作为双方的翻译。王之臣认为议和会引起朝鲜和蒙古各部的态度鬆动，难免“益敌而自孤”。最终袁崇焕的意见占了上风。吸取熊廷弼和王化贞经抚不和导致大败的教训，朝廷召回王之臣，不设辽东经略，将关内外事务全部委託给袁崇焕。 接到朝鲜和毛文龙的告急文书，朝廷大约才弄明白皇太极所谓和谈的真正目的，又令袁崇焕出兵策应，但袁崇焕却拒不执行。 不是袁崇焕见危不救，也不是他没看出朝鲜与毛文龙存在的意义，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他认为“无虚可捣”，而且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也是不安定因素：“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 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