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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之败（1）

自从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督师以来，辽东局势平静了三年多。在此期间，孙承宗整顿军队，修筑城堡，并没有閒着，成绩其实是有的，但在中央坐办公室的官员看来，这些成绩相对于十四万军队和每年六百万两的军费，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抗战将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声名鹊起。根据他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中的研究，“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6688677两。这些军费，主要用于辽东战事。其中449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以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这个数目对于当时的明朝政府，当然是巨大的负担。王在晋之所以反对进兵辽东，也是担心会“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劳而无功。黄仁宇认为，大明王朝的崩溃，的确首先开始于经济，经济崩溃最终导致政治崩溃。不过根本原因却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税收过重，而是恰恰相反。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减轻百姓负担、避免造反，采取税收定额制度。这个制度作为基本国策被延续下来，却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以及人口和田亩增加的因素。 明朝的国家财力，远远不如四个世纪以前的宋代。税率过低的结果是国家收入不足，很多服务无法提供，从而导致部分国家职能的丧失。预算不足至少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是造成大量的预算外征收，而这些征收缺乏有效的审核，浪费难免；其次则是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到天启乃至后面的崇祯年间，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政府的感觉，总是罗锅子上山——钱（前）紧。因此经常有人弹劾总兵马世龙冒饷。天启五年（公元1625）六月，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还上奏指责孙承宗劳师糜饷： “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战则有战法，秣马厉兵，简卒克乘，刻期举事，即有大费，可期永省。守则有守法，远斥堠，固营垒，高城深池，屯田积谷，以待事会。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 长期的舆论压力，便是耀州战役的发起背景。 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耀州”二字分量颇重，但彼耀州在陕西，此耀州属辽东，而且并非行政区划上的“州”，只是个驿，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故址大约在今天的辽宁大石桥市，位于三岔河东岸，是后金的前哨。此前马世龙得到一份情报，声称后金“四王子”驻扎于此，兵不满三百。若明军出击，城内难民可为内应。这份情报真假莫辨，但马世龙信以为真，决心抢抓机遇。 然而大战之前，明军却屡屡譁变闹饷，成群结队，殴打队将，甚至一度包围袁崇焕的府衙。事后他奏报朝廷：“川湖兵以索饷杀人，殴将结队不散，盖因马干二三分之短少，概称三月无饷，非职全未给与也。”也就是说，马料银子确实有几分短缺，但士兵们声称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完全是无中生有。既然如此，士兵们为何如此反应过激呢？王再晋的分析很有道理： “军中缺粮则兵饿死，缺马干则马倒死，止缺马干三分，兵何以噪。盖枢辅急欲进兵，兵畏出征，籍口索饷，为逃散计而以为军饥鼓譟。” 一句话，闹饷是虚，避战是实。比较合符情理。当时的明军，人心士气确实低落。不过孙承宗和马世龙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孙承宗的司令部应该在山海关，但他却拖着病体前出右屯，显示对这场战事极度重视。 马世龙不知道跟民国末年着名的“西北五马”有无关係，但他世袭武职，确实是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回族。在明军中算是比较能打的将军。天启五年（公元1625）八月，他命令副总兵鲁之甲和参将李承先率军东渡，攻打耀州；觉华岛游击金冠派水师接应。然而事不凑巧，因为风向气候等原因，海军没能在指定时间到达，鲁、李二人措手不及，只得找渔船渡河。人多船少而且小，结果来来回回拖了整整四昼夜，完全失去战术突然性，后金军队早已张网以待；等明军一过河，他们摸黑髮起突袭，抢占了先手。 此役明军计划出动四个营七千人，内有车炮一营、铁骑一营，水师二营。儘管水师没能按期到达，先期渡河的只是部分人马，但兵力依然占优。只是没有士气的军队不再是军队，只不过一群迷途的羔羊；明军遭遇突然袭击，稍触即溃，后续人马也望风而逃，最终两员主将阵亡，战损士兵四百名、铁甲七百副、战马六百匹。这就是所谓的“柳河之败”。因为这个原因，孙承宗和马世龙先后离开了辽东。已经升任宁前道的袁崇焕，顶头上司换成了高第。

血战宁远（1）

自广宁惨败以来，大凌河三岔河一线成为明朝与后金之间事实上的缓衝区。仓促进行的耀州战役，打破了三年的平静。天启六年（公元1626）正月十四，似乎是对耀州战役的报復，努尔哈赤再度统兵西渡辽河。 高第是头一年十月接任的辽东经略。对于孙承宗、袁崇焕的大纵深推进战略，高第内心并不赞同。因此他上任伊始，便上疏建议：“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