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服了齐国，又在鲁国邹国跟前耀武扬威一番，夫差随即带领大军，返回吴国。大军远征获得胜利，夫差心里自然无比得意。但是没想到，伍子胥还是只有冷言冷语。他说：“击败齐国，不过是得了点小利而遭到大怨，有什么好庆祝的？不灭越国，终究是心腹大患！”
这话传到夫差耳朵里，你想想他会是什么感受。从那以后，他越发疏远伍子胥，再也不肯听取他的计谋。
儘管如此，伍子胥还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坚决不赞成伐齐。他说：“齐国距离遥远，您即便击败它，也不过像是获得一块满是石头的田地，什么都没法耕种，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话夫差听得太多，耳膜简直都要磨起趼子。这个人，也是个驴脾气。不但坚持伐齐，还派伍子胥作为使者，北上齐国，约定开战日期。这实在是滑稽。很有点孩子较劲的意思。这是对伍子胥的变相惩罚。
王命难违。伍子胥再不情愿，也只有去办。临走之前，他对儿子说：“我多次劝谏，大王就是不听，眼看吴国就要灭亡。你还是走吧，留在这里没有好处。”于是顺道把儿子带到齐国，託付给了齐国的大夫鲍枚。
这事是伍子胥引来杀身之祸的导火索。
很难想像他作为谋略家，怎么会出此下策。国君要伐齐，你执意劝谏，已经惹得他浑身不高兴，这且不说；两国开战在即，你却把儿子託付给敌国。你什么意思，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果然，这事成了伯嚭攻击伍子胥的把柄。这时的伯嚭，已经不再是多年前像丧家犬一样，希望伍子胥汲引推荐的可怜虫。他巧言令色，深得夫差信任。但是，伍子胥到底是拥立两朝的老臣功臣，站队排班，一定还在伯嚭之前。这怎么能行。必须搬掉这块石头。
伯嚭于是对吴王说：“伍子胥这个人，残暴寡恩，而且多疑。上回您要伐齐，他一再阻挠。等您立下辉煌大功，他却不住地发牢骚。现在您要伐齐，他又要唱反调。无非是希望您打个败仗，好印证他的英明。大军就要出发，他却推辞有病，不肯效命。而且他出使齐国时，还把儿子託付给了鲍氏。作为臣子，内不得意，就外接诸侯。这样的人，请大王小心！”
夫差大怒，立即派人赐子胥一柄宝剑，让他自行了断。伍子胥手持宝剑，仰天长嘆道：“唉，伯嚭作乱，大王却要杀我！我成就了先王的霸业，如果没有我拼死力谏，大王又怎么可能立为太子？您继位之后，把吴国分一点给我，我当然不敢想像，可是您也不能听信小人之言，而杀害老臣啊。”于是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之后，在我坟前种棵梓树，一定要让它成材。把我的眼睛挂在国都东门上面，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灭吴！”说完，随即伏剑自杀。
第15节：二小人葬送一名将(14)
忠臣的鲜血，就这样溅满他曾经效忠过的土地。
然而那时的夫差，哪里懂得其中的曲折。听到这些雷霆震怒，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袋，扔进江里，恶狠狠地说：“我叫你什么都看不见！”
伍子胥当然看不见，但是百姓善良的眼，都能看见忠臣滚烫的心。他们自发地给伍子胥立了祠庙，供奉不断；在端午节起源的传说中，还有个说法，也与他有关。在这个说法里，民众从起初的救助到后来的纪念，都是因为伍子胥，而非屈原。
谁应该对伍子胥的屈死负责？首先当然是夫差。他说得很明白：“微子之言，吾亦疑之。”就是说，即便没有伯嚭的添油加醋，他也早已对伍子胥起了疑心。由此可以推断，最应该对此事负责的，其实是伍子胥自己。一个如此出色的谋略家，怎么就不懂得躲避灾祸？
发出这样的疑问，貌似合情合理，其实很不厚道。就像班固在《汉书》里指责司马迁，虽然“博物洽闻”，但却“不能以智免极刑”。拿章学诚的观点看，这是典型的缺乏“史德”的论调。历史不能这样研究。唯一可嘆的是，伍子胥当时年事已高，激情不再。否则按照他的脾气，即便不反，也会逃走。逆来顺受，不是他的性格。
原来，英雄也会老去。宝刀不老，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退一步假设，如果伍子胥懂得灾祸，那他就一定不再是伍子胥，那个刚直忠烈的伍子胥，而只能成为阴险鄙薄的勾践。同样能忍辱负重的勾践，在此之所以加了“阴险鄙薄”的定义，是因为他卸磨杀驴，逼走范蠡，冤杀文种。这样的人，不仅我讨厌，史家也讨厌。所以《吴越春秋》里这样调侃他，说自从他尝了夫差的粪便，就得了口臭的毛病。范蠡不得不命令下属，多多准备香草，以抵御臭气。
可是再多的香草，也抵挡不住勾践、平王、费无极、伯嚭等人发出的恶臭。幸亏史上还有忠臣鲜血的芳香，庶几可当。
不能只让忠臣屈死。我们还要看看小人的下场。先说费无极，他上蹿下跳，撺掇国君杀了三位忠臣，导致民怨沸腾。后来左司马沈尹戌，就是楚国那位战死沙场的战略家，找到令尹子常，说动他将费无极灭族，以平息民愤。伯嚭呢？越国灭吴之后，这个对越有大功的内奸或者功臣，应该得到丰厚的赏赐吧？没错，那赏赐确实丰厚，重得足以压死奸臣：勾践毫不犹豫地下令，砍掉伯嚭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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