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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门特里特的恐惧还是发生在希特勒遇刺之后的特殊时期。而在苏联，是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常态。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危险国家。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后的朱可夫元帅，作为秘密警察监视的对象，克格勃甚至把窃听器装到了他的卧室，连他和老婆的谈话，也出现在了克格勃头子和赫鲁雪夫的案头。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巴契夫自1978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史达林时代了。

而在史达林时代，当官简直是玩命的职业——玩人之命，也被人玩命。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分来到史达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莫洛托夫是苏联的二号人物，可他的老婆、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被逮捕、流放，他甚至不敢向史达林求情，也不敢施之援手。1935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个人，在三年里被弄死3个。史达林称1936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惟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三十名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过半是被镇压掉的，其中包括曾在国外抽钢笔时还说过“宪法是用这枝笔写成的”布哈林。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1108名被捕，大部分被处决。1935年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6名人民委员，20人在镇压中丧命，1938年初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8名成员，有20人死于非命。

不仅要镇压，还要肆意羞辱。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曾叱诧风云的大人物，描绘成“人类渣滓”“匪帮”“走狗”“恶棍”“小丑”“虫子”“废物”。史达林亲自审定修改的《史达林传略》，则称“布哈林、托洛茨基暴徒分子”是“人类蟊贼”。

在强大的国家面前，这些曾令山河变色的军政大佬，轻于鸿毛，贱于粪土。在1939年3月俄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上，史达林亲自加写：“国外有些报刊报界人物胡说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清除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配加以耻笑。”“1937年判处枪决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处枪决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请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瓦解’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大人物们尚且如此无足轻重，普通民众就更是命如蝼蚁了。史达林在1932年签署的一项法令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甚至农民从老鼠洞里刨出粮食，也要判刑。面对这样的恶法，倘若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就如同催命阎罗一样狰狞可怖了。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10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对于平民来说，国家强大，也意味着镇压之权强大，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强大。然而，1934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却在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史达林时代沉痛的经验表明，专制、极权的强国政权犯罪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哪怕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人物、最嗜血的匪徒、最贪婪的盗贼，也望尘莫及。甚至政权之恶，甚于敌国。在苏德战争期间，被史达林政权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苏联军人，相当于15个师。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估计，从1929年到1953年，不包括战争年代，史达林镇压的牺牲品总共有1950万-2200万人。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也说，“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史达林政权横暴之酷烈，以至于给日后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史达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

并且令苏联人处境尴尬的是，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豁出性命保卫“祖国”，事实上，苏德战争的胜利成了维护史达林体制的根据。1946年2月9日，史达林在跟莫斯科的选民们说：“战争表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苏联的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自此以后，苏联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对它起入侵之意，国家没有挨打之忧，可是苏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