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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票对7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俄国人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描述，尖刻而又不失深刻。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

二、史达林有个着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弱肉强食的例证，史达林自己就曾把波罗的海三国掳进苏联的囊中，但是，历史的经验还一再显示，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漩涡后，难以自拔，甚至最后难以自保，沦落为饱尝战争之苦的挨打国家。

国家安全与否，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大小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历史，概括不出这样的教条：军事实力强大者就安全，实力弱小者就危险。迷信这样简单的教条，并用这样的教条指导国家战略，极其危险。日本帝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它们“落后”。这些国家当时都是称雄一方、最为发达的世界强国之一。相反，军事、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纳粹德国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反而比强大的德国实际上更安全。毕竟，某个时候国家安全与否，跟这个国家的地缘特征、民众情绪、外交战略、政体等等，都不无关係，而非简单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大小问题。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秣马厉兵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数百万德国人送了性命，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1945年3月3日，戈培尔的日记里写道：“战争，尤其是空袭迄今已经使帝国的大约六百万幢住房完全毁坏。这对1939年拥有二千三百万幢住房总数的帝国来讲是个不小的损失。”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

答案是：德国人民。

确实如此。平心而论，德国被炸得稀巴烂，还遭占领、肢解，并不是希特勒冀望的结果，甚至闪击波兰引发世界大战，也不是希特勒的初衷。可是希特勒开动了战争机器，就没有收手的准备，1943年他对陆军元帅隆美尔说，“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但他并不因此准备结束无望的战争。以至于隆美尔感到自己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在1943年7月底的一个黄昏，两人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时，希特勒对他说：“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到了穷途末路之际，他完蛋了也要拉上整个德国垫背。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焦土命令，指示“必须破坏帝国领土上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以免其落到敌人手里。如果全面实施这项焦土命令和其他一系列补充指示，意味着德国要进行一次自我摧毁。正因为这道命令的破坏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施佩尔在回忆录里称之为“德国人民的末日宣判书”。可是，即便德国落到了这步田地，德国人民再怎么不满，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等非常手段，就没有正常的向希特勒和纳粹党问责或令其改弦易辙的合法渠道可资利用。

这跟共和政体的国家不同。在一个共和国，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就是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邱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竞选结果。共和政体是不完美，但迄今为止的经验显示，所有的政体里，惟有共和政体才备不虞之需，纵使出现希特勒似的狂人，也无所施其技。

三、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就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对内而言，国家不安全，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缺乏保障。这种大国，国强民弱，它不仅是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且更使本国人民时刻感到渺小，受到威胁。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渺小之极的事例。国家可能安全，而人民不安全。纳粹德国、苏联就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子。

生活在纳粹德国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缺乏安全感，自不待言。即使是第三帝国的权贵，同样笼罩在极权政治的阴霾之中。连希特勒的副手赫斯都是监控对象，1933年12月9日，他的夫人给慕尼黑警察局长希姆莱写信抱怨：“为什么您连那些规规矩矩的部长们也要监听呢？”“当人们在谈论不伤害别人的圣诞节食谱时，难道您就不能下令让您的机构停止监控码？”可是希姆莱告诉她，监听别人的电话是他的职责所在。罗姆这样的人会遭到血腥清洗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希特勒始终宠信的高官，也可能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