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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庄员伊万诺夫，是个参加过“卫国战争”、抚养着3个孩子的二级残废军人，从来没有前科，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在1947年6月5日夜里到农庄的地里偷了大约16公斤土豆，第二天晚上又挖了大约20来个土豆，结果被判“在劳改营监禁15年，剥夺权利3年，鑑于本人一无所有，免于没收财产”。而另一个“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工厂钳工卡尔波夫，就因为在1952年对苏联的报刊“反应不好”，说“报纸报导的是好收成，而食堂里的供应却非常差”，跟工厂领导吵架时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要更好些”，被弄进了大牢。日子过得不好还不能说不好。

也正因为这样，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格外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专制、极权国家的精神鸦片，企图令人民忘记切身苦楚、不计较个人权益的精神鸦片，做统治者实现自己竞逐强权梦想的、会说话的驯顺工具。极权国家需要的理想国民，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像孟德斯鸠笔下提到的罗马暴政，“需要公民们在国内怯懦，便于统治，但又需要公民们在国外勇敢，好来保护他们！”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巴塞隆纳的一次科学会议上，这成了苏联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1907-1999）嘲笑美国同行的资本：“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像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问题是，俄国人民不那样爱行吗？吊车司机科普科夫的一条罪证，就是他说过“卫星是放了，可是汤里没肉”。

此外，和弱小的暴政国家不一样，自进入核武器时代以后，一般而言，对国力雄厚的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内部暴政，任何一个路见不平的共和国，也不会为此就跟它真刀实枪干起来。1990年5月，美国总统布希对立陶宛总理卡兹米拉·普鲁斯基涅说：“我不是如此乐观地认为一场镇压是不可能的，苏联军方仍然可能会干涉。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承认立陶宛独立，苏军把坦克开进来，我们又能怎样呢？正因为其强大，外部舆论谴责或贸易制裁等措施的压力相当有限，专制或极权大国容易滋生出一种我行我素的暴政自信。这也给此类国家和平转型为共和国增加了难度。换言之，专制、极权国家竭力强军，谋求国际地位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军备扩张实现恐怖平衡或恐怖威慑，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力量对其国内事务进行武力干预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如此一来，所谓国防，其实首在防民、防内。”

四、在一个共和国，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不问青红皂白地谋求强盛，从而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係而言，只有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之所以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理由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像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对于人民来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危险国家。

安全国家最为重要的标誌，就是有一套运行良好的分权制衡机制，人权保障机制，权力不能一手遮天，人民不会受到权力霸道的威胁，而不简单是出门不会碰到强盗窃贼之类的“社会治安好”。古时的中国人喜欢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形容心嚮往之的盛世景象。事实上，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这样的国家就是安全国家。相反，一个“社会治安”非常好的国家，完全可能是一个不安全国家：小蟊贼不怎么敢作奸犯科，而整个政权却成为最大的犯罪组织肆意妄为。纳粹政权，不就是前车之鑑？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因为政府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权力与金钱也就无法像专制国家那样，肆无忌惮地相互勾结，一起祸国殃民。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而是生活得自由而有尊严。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加尔布雷思想小憩一会儿，要女佣埃米莉替他挡掉所有的电话。结果林登·詹森总统亲自打来电话，她也照挡不误。总统要他去叫醒加尔布雷思，得到的回答是：“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而不是为你干事。”即使你生活艰辛遭遇坎坷，至少你还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喜好，抨击执政党或总统无能，而用不着饿的皮包骨了还要强颜欢笑唱人民地位高。

也正因为这样，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世纪30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柴契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闆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