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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如人的法国，碰到了心狠手辣的角色。

“巴黎咬牙切齿地垂下了头。”《声誉报》如是说。

1871年2月28日，总理梯也尔给国民议会带回了他签署的协定：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赔款50亿法郎。面对这个奇耻大辱，埃德加·基内在国民议会声称：“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意味着在表面的和平下进行永久性的战争。”而维克多·雨果则预言：“如果人们今天称之为条约的东西变成事实，欧洲将永无宁日！”

话说回来，倘若俾斯麦像对奥地利一样克制，并且也能够节制军队的欲望，坚持不割地不赔款原则，是否就能够保证日后的欧洲和平，法德两国就不会再兵戎相见了呢？难说。谁能够担保战败的法国对崛起的德意志帝国不再恐惧和仇恨？一向在欧洲大陆执牛耳的法兰西人，难道会咽下这口气，而不再渴求復兴昔日的荣光和辉煌？毕竟，法国民族就像戴高乐所说的那样，许多世纪以来，它“已经习惯于做欧洲巨人”。

眼看着法军兵败如山倒之时，大科学家巴斯德就曾誓言：“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的每一项研究都是为了这个座右铭：与普鲁士不共戴天，復仇！復仇！”而都德，则写下了中国人熟悉的《最后一课》。他们都记住了，并且也让他们的同胞们记住了法兰西的耻辱和仇恨。战火已熄灭，怒火却中烧。

可他们忘记了，1870年7月19日，是法国先向普鲁士宣战；他们忘记了，法国是在巴黎群众高喊“战争万岁，打倒柏林”的激愤中滑入战争漩涡的；他们忘记了，法兰西阻止德国统一的坚定决心——拿破崙三世在1868年曾说，“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们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他们还忘记了，儘管洛林归法国所有的时间较长，但阿尔萨斯原本属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才割给法国。面对这些事情，似乎法国人的忘性不小。

其实，我们很难说德国人比法国人更好战，或者更乐于蹂躏他国。从1675年到1813年，法国入侵日耳曼不下14次。平均每十年一次。英国军事思想家富勒就说，“很少有几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恶劣的邻人”。

自1675年到1945年，两百余年里，德法两国就这么恩怨不断。新仇勾起旧恨，旧帐翻出新怨。怨怨相报，没完没了。胜者总想从败者那里捞尽油水，并乐见其置于死地，而败者虽负辱隐忍，却念念不忘翻身雪恨。当法国人说“普鲁士参谋部强加的领土条款为灾难的洪流掘开了堤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等待下次復仇的一个方便说辞。胜者不是好样的胜者，败者不是好样的败者。或许，是血没流够，苦未尝足，欧洲的暴力还不到衰落之时。

“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

巨额的赔款，让魏玛共和国喘不过气来了。1922年秋，赔款谈判陷入僵局。德国政府说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支付赔款，要求延期偿付。可法国政府不信，认为德国是在耍赖，因此找了个藉口，在1923年1月11日把军队开进了鲁尔工业区。一个共和国对另一个共和国，没有怜悯，没有手软。

法国的这一步棋，等于是要将死德国。因为鲁尔是德国举足轻重的工业中心。上西里西亚割让之后，鲁尔的钢和生铁产量占德国的80%，煤炭生产占德国的80%以上。没了鲁尔，德国经济就会瘫痪。

1923年9月26日，德国政府宣布决定无条件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运动，两天之后，取消了不许向法国和比利时支付赔款的禁令。那时的德国无力跟如狼似虎的法国硬碰硬地较量，对抗下去只会让德国吃亏更大。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看。希特勒抨击共和国“向敌人谄媚，放弃德国人的尊严，表现和平主义的胆怯，容忍种种侮辱，准备事事同意，直到赤手空拳”。

其实，魏玛共和国并非像希特勒挖苦的那样不堪，而是恰恰相反。

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洛迦诺条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前从莱茵区撤军、取消赔款、原则上承认德国有同等的军备权等等，都是施特雷泽曼、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的外交成绩。在他们的手里，德国正一步步地从一个战败国走向“正常”国家。

可是他们和希特勒不同。对于每次获得的成功，施特雷泽曼这些人强调的是其和解特征。希特勒则相反。不用说，德国的再次武装与普遍兵役制、与英国签订舰艇条约、莱茵区的再军事化，等等，都堪称希特勒的外交杰作。但是，希特勒却刻意渲染他的业绩来自有力的主动出击，“极力让他的成功表现为是从一个敌对世界那里强行夺取的”。

1938年3月，德国兼併奥地利。为4月10日全民公决製作的一份传单就这样写道：

一步一步地，阿道夫·希特勒撕毁了专制的凡尔赛条约！

1933年德国退出凡尔赛国际联盟。

1934年重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工作开始！

1935年萨尔回归祖国！第三帝国的武装力量重新站了起来！

1936年莱茵兰彻底解放！

1937年战争罪行的神话光荣地消失了！

1938年德国和奥地利统一于第三帝国！实现了大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