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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手倒也罢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查理一世腰包也不鼓。他控制不了英国的钱袋子。因为征税权在国会手里，而他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办法夺过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查理一世不过是一隻时不时张牙舞爪地想向臣民显露虎威的猫。而到了克伦威尔那里，因为军权在握，直到寿终正寝，也没有哪股力量能跟他分庭抗礼，更不用说像对付查理一世那样对付他了。他狠一点，恶一点，邪一点，谁又能把他怎么着了？

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是英国人付出的昂贵的政治学费。吃一堑，长一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英国人充分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这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真正“光荣”之处，否则，如果仅仅是没有流血，政权从一个独裁王朝转移到另一个独裁王朝手里，换汤不换药，一如西晋取代曹魏，又何来“光荣”可言？而美国革命则流血经年，就不“光荣”了？

儘管海外的敌人虎视眈眈，流亡法国的詹姆士二世企图东山再起，可是为了确保英国人民传统的“权利与自由”，议会没有把奥伦治亲王威廉迎立为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统治者。英国人不想驱狼迎虎。为了保险起见，奥伦治亲王威廉是在接受议会提出的《权利法案》之后才被宣布为英王的。

君主还在，王冠依旧，但王权已经被拔去了尖牙利爪。国会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和军权。1689年的《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藉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第6条规定，“除经国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同年，《兵变法》里又进一步规定，国王要是征召一支常备军，只能维持半年左右，否则不拨款。

在1697年到1699年间，威廉三世被迫把荷兰卫队遣送回国，将6万人的军队削减为7000人。在遣散军队之前，威廉提醒议会，一场新的战争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解散军队于国不利。可议会没有理会他的告诫，惹得威廉三世骂议会“把他当作一隻狗来使用”，而且还扬言过要退位，回荷兰老家。可议会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这样一来，常备军成为王权专制工具的可能性，就从源头上堵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防止常备军危害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深入人心，机制也与时俱进地更加完善。

英国人这种防止常备军危害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传统，也随着移民一道，传到了北美殖民地，并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对这样一支力量必须小心看待”

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的枪声中，美国独立战争序幕初启。6月14日，大陆会议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授权组建军队。第二天，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儘管是全票赞成，可代表们没有忘记前车之鑑。约翰·亚当斯就担心，树立创建独立国家这一事业的象征人物时，风险非同一般：“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

当年克伦威尔在英国实行军事独裁，成了没有君王之名的君王，可谓殷鑑不远。因此，虽说大敌当前，大陆会议的当务之急是对付英军，可是也不能自乱方寸，病急乱投医，以致落得个按下葫芦起了瓢的麻烦。毕竟此前的历史中反覆出现的一个悲剧，就是人们起来武装反抗暴政的努力，最终往往演变成为新暴政奠基，革命路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死难者，成了为新独裁者抢夺桂冠的炮灰。无论初衷多么美好，结局事与愿违。

大陆会议创建大陆军之时，对军队文职控制的传统，在北美殖民地已经形成。新英格兰自治领建立之前，麻萨诸塞湾的议会就把民兵指挥权授予一名选举产生的“军务总监”。在其他殖民地，议会把指挥权授予总督，但由议会决定军事款项，监督军费开支，有权调查任何军事行动。自然而然，北美殖民地在追求独立和自由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对专制危险的警惕，即使有人想乘虚而入，也不是那么容易。

大陆会议在作出第一批军事决定的时候，就留神要大陆会议控制枪桿子，而不能反过来变成枪桿子支配大陆会议。它指令华盛顿必须服从大陆会议，定期向大陆会议报告，主要指挥军官和参谋军官，也是由大陆会议任命。为了让华盛顿变不成美洲的克伦威尔，大陆会议将他置于一个军事会议的约束之下。这样一来，陆军也就难以演变成为只听命于某个人的私家军。

而北美殖民地幸运的是，华盛顿本人也没有渴望大权独揽或成为独裁者的勃勃野心。1775年6月20日，走马上任大陆军总司令第三天，他在写给弟弟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的信里说，“履行我的职责，让我的僱主们满意，这是我的首要愿望”。不过，让僱主们满意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1775年7月3日，华盛顿在麻萨诸塞的坎布里奇接管了大陆军的指挥权。新官上任，他想清点一下有多少人马，盘盘家底。一般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就这么点事，拖拖拉拉地，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华盛顿甚至连胁迫的手段都用上了，好不容易才弄出了军队人数的准确报表。原来别人告诉他至少有一万八到两万人，可实际上只有一万六千人，有能力执行任务的，则只有一万四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