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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应了孟德斯鸠那段名言：“国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较重的赋税，国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不宽减赋税。这是通则。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孟德斯鸠说：“大多数共和国可以增加赋税，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而且由于政体性质的作用，通常都有力量纳税。”

相比之下，确实像英国政治家柏克所说的那样，“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因为在专制国家，会永远困惑于无法确知赋税轻重的界限，永远无法让国民心甘情愿纳税。十七世纪，曾担任过驻海牙大使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爵士说过，“西班牙强征于荷兰的赋税，较之荷兰加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兰却不接受，而要反抗”。柏克称他“说得没错”。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人均税负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也差不多是法国的2倍。若仅看税负占人均收入比率的高低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横征暴敛，那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英国比法国更像是一个横征暴敛的国家。由此可见，单凭税负轻重多少，是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国民无法接受的苛政，无法承受的税痛。

最为关键的税痛，是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伤害，而非税额的多少。在柏克看来，“人在权利上所受的伤害之深，与在钱袋上受到的伤害之大，是可以同样之甚的。一项剥夺人民之全部自由的法案，未必使其财产大受损失。人在大路上被抢了两文钱，使他大为愤恼的，主要不在于这两便士。”苛政、虐政也好，暴政也罢，并非得是把人逼得没有活路，榨干最后一滴油。

一言蔽之，横征暴敛或轻徭薄赋，不是个百分比多少的数字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就说：“……在一个宪政国家，由于人民自己的意识，捐税反而增多了。没有一个国家，其人民应缴纳的的捐税有象英国那样多的。”没有人民的自治，政府摊派征缴，无论多少，都属于暴敛横征。倘若以当年汉普登和他家乡山民的标准，或者以杰斐逊们的观念，中国自秦汉至满清覆亡的赋税，无论数量大小，都属横征暴敛，都是苛政、虐政。这才是最为深重的税痛。没有或者缺乏这样的税痛感，就没有或者缺乏宪政民主的精神和心理基础。换言之，赋税制度影响一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反映一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赋税制度；有什么样的赋税制度，就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须小心看待的力量

大国之大，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就是兵强马壮，军力雄厚。而维持给人印象深刻的军力所需滚滚的财源，则是民脂民膏。

如何确保人民血汗维持的军力绝不至于演变为人民的异己力量，沦为任何强人或集团对内对外一逞私慾的冒险资本，是千百年来人们竭力探索的政治难题之一。而探索之路上，难得顺风顺水，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

“凭刀所予的权力”

哈林顿（1611—1677）是英国革命的见证者。

查理一世被俘后的时光，就是在他的陪伴下度过。平日里两人私谊甚笃，话也投缘，然而只要哈林顿谈大洋国的共和国理想，查理一世一听就烦。

不过，通往共和国之路上的障碍，并非只是查理一世这样的君王。等到砍掉国王的头颅，共和的绚丽霞光，依旧没有照临大不列颠。克伦威尔成了终身护国公。用跟他同时代的克拉伦顿（1609—1674）的话来说，“儘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克伦威尔照样对哈林顿的共和国理想不感兴趣。

在1649年，也就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那年，哈林顿开始写他的《大洋国》。这部政治小说里，主人公奥尔佛斯·麦加利托在革命成功之后，辞却执政官一职，退隐乡间。一看便知，是想假借这个虚构的大洋国执政官，讽谏克伦威尔也功成身退。克伦威尔不齿这一套。他说：“人家以刀剑打下的江山，岂能因一粒纸弹的攻击而轻易放弃？”还下令扣留哈林顿的书稿，不准出版发行。

克伦威尔不是辛辛那图斯。共和主义者心目中高贵的政治美德，在恋栈的政治家眼里则是不谙世事的政治幼稚。

不过，哈林顿的运气不算太糟。通过疏通克伦威尔的女儿，被扣押的《大洋国》书稿又物归原主，并在1656年秋得以印行。虽说克伦威尔也是个狠角色，权势甚于昔日的查理一世父子，但英国毕竟不是明清帝国，无论是查理一世还是克伦威尔，都不可与中国制度下秦皇汉武的威势同日而语。所以今天全世界的读者还能有幸读到如此浅直而又精彩的段落：

如果有两三千人对于祖国抱着满腔热忱，但是赤手空拳地遇到了一批僱佣兵，试问这些人又能算什么呢？如果那些僱佣兵走到场地来说道，“先生们，你们最好选某某人，”试问你们还有自由吗？他们要是说，“先生们，议会诚然是非常之好，但你们应当少安毋躁，因为现在不适于他们行事，”试问你们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吗？

事实上，克伦威尔就是用这样的手法对付议会。

1648年12月6日，回到伦敦的克伦威尔，派普莱德上校带着龙骑兵，把住议会大厦的各个道口，驱逐了大约140名长老会议员。其中41人遭到逮捕。查理一世何尝有过“普莱德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