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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轻重与否的基本标准

中国古人抨击“横征暴敛”，嚮往“轻徭薄赋”，可是如何算轻，怎样是重？大清帝国的臣民跟大英帝国的臣民，感受会截然有别。

1761年2月，麻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在演说中提出，“征税而不准选举代表是虐政”。第二年9月，他在麻萨诸塞立法机构宣读了向总督提出的抗议书，声称“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是臣属于乔治，还是臣属于路易，是臣属于英国国王，还是臣属于法国国王，这是无足轻重的。只要这两者都是专制的（这是必然的），只要这两者能够不通过议会而征税，其结果就没有什么差别”。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来自伍斯特的议员蒂莫西·佩因大叫：“叛逆！叛逆！”

不管怎样，美洲殖民地的人民认为“无代表权的赋税是暴政”。换言之，没有代表权就是要求征收一分钱也是暴政。在他们眼里，暴政、虐政、苛政不等于非得是敲骨吸髓，像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或汉武帝那样，弄得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倘如无视了国民的代表权，比如英国下院通过法令向美洲殖民地征税，那就是暴政、苛政，就是不可接受、不可容忍的税痛。《独立宣言》历数英王的罪状之一，就是“未经同意向我们征税”。

这些美洲佬，也像他们的英国祖先一样，死守着“无代议士不纳税”这一原则，不容忍任何其他大道理摧毁这一原则。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债台高筑，国债高达一亿三千万英镑，光每年利息就得支付400万英镑。英国在美洲的军政支出，也从1748年的7万英镑，猛增到了1764年的35万英镑以上。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让殖民地居民出点钱，英国当局也觉得理所当然。于是，在首相兼财政大臣的乔治·格伦维尔的提议下，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税法》，要对外国输入殖民地的食糖和英国或欧洲的奢侈品，如酒、丝和麻等征附加税，撤消了殖民地早先曾享受的某些免税待遇。《糖税法》的序言说得很清楚，“在国王陛下的美洲领地征取税收，以支付各该领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费用”。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糖税法》，让沉浸在“七年战争”胜利喜悦中的殖民地人民，转而去思考自己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律师、商人、立法议会和城镇会议，纷纷表示不同意《糖税法》。纽约殖民地议会给英国议会的请愿书提出，“蠲免未经许可和非自愿的纳税负担，必须成为每一个自由领地的重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就不可能有自由、幸福和安全”。

如果说这些做法还算温文尔雅的话，美洲殖民地人民对待印花税就不那么客气了。1765年3月22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授权批准印花税法案。殖民地人抵制印花税法的方式，不仅有严词抨击，抵制英货，还有捣毁税务局，焚烧税票，给税务员涂柏油粘羽毛游街；在波士顿，印花税票代销人的店铺被捣毁，他的模拟草人被处以绞刑。等到1765年11月1日《印花税法》生效时，弄得在殖民地连印花税票和代销印花税票的人都找不到。

美洲殖民地抗税不是税负多少的问题。1766年2月13日，在英国下院，有议员问富兰克林：“如果适度的话，你不认为美洲人民会顺从交印花税吗？”富兰克林回答说：“不，绝不，除非被军队武力强制。”当有人问他：“如果《印花税法》被修改，可憎的那些部分拿掉，并且税减少到某些不怎么重要的细项上，你不认为他们会服从《印花税法》吗？”富兰克林这次又回答得很干脆：“不；他们永远也不会服从它。”

只要不摧毁英国人久已认可的“无代议士不纳税”原则，就很难证明征收印花税的合理合法。1766年，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反对《印花税法》，他提醒同事们，“美洲人是英格兰的儿女，而非它的私生子！课税不是统治权或立法权的一部分”，并观点鲜明地指出，“未得北美平民的同意，英国无权去掏他们的腰包”。“印花税必须无条件地、完全地、立即废除”。

事实上，英国议会想征收的印花等税，既非会让殖民地人民倾家荡产，不堪重负，也非在已经苦不堪言的殖民地人民身上再添负担，将逼得他们卖儿卖女或投河上吊。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就说，“不论从任何角度来比较，这些殖民地实际上一直是免税的”。在18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每人平均纳税还不到1先令，而英国本土是每人26先令。一个年轻的女仆只需要用收入的二百分之一来交税。据估计，1775年英国人人均支付的税收相当于殖民地人的50倍。倘若照当时沉浸在康干盛世之中的大清臣民来看，干嘛好好的日子不过，就为这么几个小钱，呼天抢地大动干戈？就这么几个钱，你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就巧舌如簧地叫嚷乔治三世是暴君？

但美洲殖民地人民硬是一步步走上造反之路，但为的不只是那几个小钱。华盛顿1774年7月20日回復布赖恩·费尔法克斯的信里就说得明明白白：“先生，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课税过重而反对缴纳每磅三便士的茶税吗？不，不是这样，我们所一直反对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英国对我们的课税权。”“我认为，不经我同意，大不列颠议会就没有权力把手伸进我的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