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页

如果只讲妥协，不讲为原则而斗争，就不会获得可靠的权利和自由。早在1215年6月，《大宪章》第十二条就规定，国王除了“余等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等三项税金，“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虽然国王无权擅自征税的原则是宣告了，可约翰王根本不甘心被逼得“王在法下”。要知道，《大宪章》的产生，可谓是剑刻而非笔写。当贵族和教士们等约翰王在写着《大宪章》的羊皮纸上署印时，随从士兵全副武装地隐藏在不远的灌木丛里呢。所以在1215年8月，羊皮纸上的印迹未干，约翰王又向反对派贵族开战了。可见，英国的宪政历程可不只是写满“妥协”两字。事实上，没有斗争，就没有英国宪政。

等到查理一世君临英格兰的时候，“王在法下”，国王无权擅自征税，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传统了。事实上，英国在1640年之前的税收，相对于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是相当少的。对英国人来说，交税可不只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是一个事关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英国人甚至认为，捐税如果没有议会批准的话，乖乖交税那才真正是可耻可恶，哪会非要被国王逼到卖儿卖女的地步才质疑、才抵制。1629年3月，英国下院通过的决议就称，“不论是谁，要是怂恿或者劝告征收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要是充当这种税款的征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谋叛，本王国的重要敌人”；“不论商人或其他人，凡自愿顺从或缴纳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者，就是本王国的敌人和自由的叛逆者。”离了议会批准，根本没有什么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之类的事。马克思也说过：“使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的英国革命就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

正是因为在原则问题上那种不依不饶的精神，绝对王权才没法子在英国立足。据经济学家熊彼特分析，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世俗作家在涉及税方面的文献，“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趋势：大陆作家大都站在官僚机构一边，常常认为出于阶级利益的抵抗是愚蠢的、反社会的，而绝大多数英国作家，特别是在反对查理一世征收造舰税的斗争中，则认为争取自由的立场是值得讚扬的”。1583年和1585年，法国三级会议拒绝给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批准额外的税收，可人家照征不误。博丹还为此辩护：“如果急需，君主不应等待等级会议开会或人民同意，因为他们之安全依靠他的预见和勤勉。”这事要是搁在英国，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绅士，早就有人站出来跟朝廷急眼了。

光荣革命之后，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开宗明义地宣称，制定《权利法案》是为了确保英国人民传统的“权利与自由”。“凡未经国会准许，藉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英国人这么看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可不是中了什么意识形态的邪。他们尊重自由的价值是来自自己的经验。

经验告诉人们，在权力面前不在意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就是不在意自己的钱财。中国有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为财死和为自由而战是分不开的。权力可以控制谁的自由，也就可以控制谁的钱财。你看查理一世，谁不按照他的意志缴纳船税，就把谁扔进监狱，看你还缴不缴！1790年6月24日，马拉写信给德斯莫林说：“对于没有麵包的人来说，政治自由有什么用处？它只对空谈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恰恰相反，说自由无用的政客，是想让人民的自由没有保障，而政府的权力则不受制约。

权力蕴涵匪性。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劫匪勒索的逻辑。同样，这也是权力榨取百姓血汗的逻辑。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曾提到过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用监禁手段勒索犹太人的事。1210年1月，英国的犹太人遭到突然监禁，债务记录被没收。为了杀鸡儆猴，一些犹太人被残酷惩罚。坎特伯雷的以撒被绞死，财产进了财政署的腰包；诺维治的以撒向王室专员支付1万马克，保住了性命。布里斯托的一位犹太人首领，如今已不知道姓甚名谁，他也遭到了监禁，并被勒令缴纳1万马克。刚开始，他一口拒绝。于是，故事的进展就像孟德斯鸠描述的那样：每天被拔掉一颗牙齿，一连拔了七颗，拔到第八颗的时候，他受不了啦，付银1万马克。到了这年的10月，约翰王向犹太人开征重税，王室专员总共为国王搜刮到了6.5万马克。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由虽和氧气、水、盐一样不能当饭吃，但是自由没有保障的地方，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粒米，都可能被官府毫不留情地拿走，也像唐朝百姓那样，不得不“竭膏血，鬻亲爱”。对于活活挨饿“没有麵包的人”，由于没有自由，处境甚至可能恶劣到不能自谋生路，即便当叫化子也得官府恩准开路条。没有自由，是件要命的事情。

英国人那么在乎国会同意，可他们交的税，并不因此就比别的国家的人要少。就是在汉普登连20先令都不肯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后，在威廉三世时代，“税收收入翻了一番，而自此以后英国人承受的税收负担比法国人还重”，可税负轻于英国的法兰西日后却陷入了革命的血海之中。法国人对收税的那些傢伙深恶痛绝，大科学家拉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