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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一转变是革命性的，以至于观察家俏皮地讽刺社会民主党这是“极力想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话不无道理。社会民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两党之间的差异，更多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而不是制度认同上的水火不容。他们所依託的，是同一种宪政框架，同一种政体。

没有这一框架，就不可能有“讲良心的资本主义”。倘若大名鼎鼎的西门子公司污染了河流，它给艾哈德打声招呼，这位联邦政府的经济部长一个电话，就可以让记者封口，媒体噤声，法官枉法，这样的资本主义会“讲良心”么？同样地，征收遗产税、实行累进税制等，可以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但也完全可能是借社会福利或社会公平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

哥德斯堡纲领之后又是10年。1969年，社会民主党人才首次出任德国总理。虽说在战后，联邦德国不仅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里头最小，而且是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但要因此就说德国实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并不准确，而是陷入了主义思维的怪圈。其实，包括勃兰特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上台，并不意味着“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的终结。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党的目标而已。比如，在1959年的纲领中提出，“建立一个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社会和国家”。

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说法至少在德国是不成立的。它有悖于一个共和国的政党政治的经验，夸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执政还是在野，联邦德国都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一党的愿景前行。从1949年到1969年，联邦德国通过的2395项法律，其中由联邦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占了76%。虽说不能低估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对这些法律的影响，但是更不能否定执政的联盟党的作用，更何况，即使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当了总理，也不可能全都推倒重来。即便是施密特从1974至1982年连任八年德国总理，他既不会，也不可能让全德国人民万众一心地坚持民主社会主义。

事实上，不仅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跟总理职位无缘，而且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为止担任总理的时间，也远没有基督教民主联盟那么长。勃兰特、施密特和施洛德三个人加起来，总共只有20年。其余时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当总理。总不能说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应声虫或傀儡吧？

其实，社会民主党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的那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已经道出了问题的要害，即要“通过民主”。至于整个德国“通过民主”具体变成了什么样子，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党的意志所能够主宰得了的。在这样一种“民主”框架下，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会演变成什么样子，那是这种“民主”运行的自然结果。作为联邦总理，艾哈德可以在1963年10月18日的施政演说里讲：“作为联邦总理，我保证将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进行到底。”但是他无法夸口坚持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一百年不动摇。

在这种环境里，你认为国民“先进”也好，“落后”也罢，要想上台，都得尊重选票的力量。自封为先知先觉，如果选民不理睬，那也只能是自娱自乐，曲高和寡。当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依旧信奉社会主义的传统信条，主张把重工业、大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总理施密特就在汉堡对他们说：“你们的布道差不多把教堂里的人都赶跑了。”这从制度上遏制了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使得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极端教条或信念，不足以演变成对整个国家的祸害。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托玛斯·迈尔所言：“民主使每一次社会改革的程度都能与多数人的觉悟水平和经验水平相适应。它保证改革步骤能与有关的人们的意愿保持一致。民主防止违背人们意愿的倒行逆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环境里，只要大多数人没有疯狂，无论“不讲良心的资本主义”，还是不讲良心的别的什么主义，都难以大行其道。

英国的两次分家

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历史上，即便是在面对国家分分合合这类“大是大非”的问题，也从来不是举国一心，总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交锋。这既是英国的“软弱性”之所在，使得它在对待美国独立或印度分离这种事务上不能万众一心，但同时也更是它的力量所在，使得英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而不是固执一端耗竭国力。

也正因为这样，这个现今大国之中最古老的共和国，虽然并不总是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独领风骚，但它的强盛不是昙花一现，三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作为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大国活跃在国际舞台。

“血浓于水”的魔力有限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白人居民，大部分是有英格兰血统的移民及其后裔。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人口大约有250万，其中200万是英国移民。英国血统的人在麻萨诸塞、维吉尼亚、纽约、宾夕法尼亚，分别占当地总人口的95%、85%、近8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