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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没有让社会民主党改弦易辙。1954年7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序言》依然坚称：“十九世纪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进行奋斗中，社会民主党将决不抛弃它的特点和传统。”“我党必须经常记住那些斗争中的无数牺牲者，以及他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倍倍尔和舒马赫。”“共产党人无权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当然，没有人有权利强迫社民主党改道前行。

社会民主党依然可以走自以为是的独木桥，但是这种我行我素并没有让它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相反，在1948-195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失去了30多万名党员，而且党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威胁。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在社会民主党的唱衰声中走向繁荣，德国工人的境况日益改善。世界在谈论“德国奇蹟”。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承认这一切。在他们眼里，经济奇蹟只是“所谓的”，穷人日益陷入极度贫困之中，而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危机不可避免。

然而，自1949年阿登纳当上联邦总理起，在联邦德国连续20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担任此职。这种地位不是自封的。1955年9月，阿登纳应邀访问苏联。赫鲁雪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就说：“我记得他曾问过我：‘赫鲁雪夫先生，你认为德国工人会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吗？不。他们中的大多数投我的票。’不幸的是，那是事实。”在195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联盟党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这在德国议会选举史上算是破了纪录。第三届联邦议院497席中，联盟党占270席，整整多了社会民主党101席。联盟党头一次在联邦议院成了绝对的多数派。

在基民盟执政的这前20年里，不仅仅是像艾哈德期望的那样，蛋糕做大了。毕竟，蛋糕做大也可以跟巧取豪夺，跟公义缺失联繫在一起。圣奥古斯丁说过：没有公义的王国就像一个强盗团伙。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府并不只是两眼盯着如何做大蛋糕，它也关心工人的奖金福利。阿登纳的新政府在德国恢復了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矿工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在1953年、1957年和1961年全国选举之前，阿登纳政府每次都使议会同意大增社会保险支出。以致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只能说：“我们将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将做得更好。”

社会民主党的转折

孤芳自赏没有出路。毕竟，在联邦德国不是拳头里面出政权，少数人可以通过暴力控制多数人民来获得和维持统治地位，而是点人头数选票，选票里出总理、出联邦议院议员、出总统。在一个社会已经发生分化，选民中工人不占多数的民主国家里，如果不考虑各阶层的利益，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固守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纲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硬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没有执政希望的。道理很简单，你不“贴近人民”，“人民”也不会把选票投给你，而你也不能说“人民”觉悟低，用刺刀、警棍和监狱强迫他们跟你走。1957年大选的失败，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0年的冷板凳，社会民主党终于扛不住了。它不想再坐冷板凳了。

1959年11月，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340名代表中只有16人投了反对票，它放弃了最初的社会主义目标，决心“使工人党变成全民党”。在这个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声称，“自由选择消费和自由选择就业岗位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基础，自由竞争和僱主自由地发挥其主动性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提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有权得到保护和促进”，“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应予以肯定”。

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和权威的统治”，表示“信奉民主，即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政府随时对议会负责并且意识到必须得到议会的不断信任”，“希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认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必须分立”，“拥护包括市民自治在内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必须能够自由地、独立地随意到各处收集资料，并进行加工和传播，并且在自己负责的前提下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法官需要保持外部和内部的独立性，以便以人民的名义只为法律服务”，“大学的自由和独立不应受到侵犯”。

倘若对照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读读其中诸如此类的表述——“无产者的数量愈来愈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残酷”；“工人阶级的目标只有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这哪里只是一星半点的修正，更像是脱胎换骨的根本决裂。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其说跟倍倍尔或舒马赫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血脉相连，不如说与基督教民主联盟显得更面目相似。以致于激进的“左派”认为，《哥德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