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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摆在联盟党面前的问题是，组成什么样的联合政府？是同社会民主党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还是同自由民主党加上另一个党组成一个小联合政府呢？当时许多联盟党成员认为，携手社会民主党是上策。不仅如此，各占领国，特别是英国人也欢迎这么做。不过他们自己并不出面插手。而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如果在新政府中能够获得经济部长一职，它也是打算跟联盟党合作的。在选举后发表的声明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民主党必须掌握经济部是他们参加大联合的必要条件。用史特劳斯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不顾一切地反对艾哈德担任经济部长”。

可是在竞选中的争论却显示，联盟党跟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张有水火不容之势。联盟党主张社会市场经济，而社会民主党则力推计划经济。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职掌经济部，阿登纳认为，那无异于放弃了联盟党“最基本纲领中的一项任务”，“这样做将使投票赞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选民感到上当受骗，这会使我们年幼的党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阿登纳邀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成员于1949年8月21日在其寓所召开了着名的伦多夫会议。

这次会议上核心的问题是：是建立大联合政府还是小联合政府？

阿登纳和艾哈德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阿登纳说：“……选举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根本不想与闻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的政策现在既已受到选民们如此拥护，那么无论如何就得继续执行。我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票数加在一起，共有八百万选民投票赞成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如果我们把自由民主党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加在一起，投票赞成社会市场经济的选民，则共有一千三百万。对于选民们表达得如此明确的意愿，我们必须听从，要是另搞一套，那就是不民主。”他告诉与会的政治家们：“按照基督教教义的原则，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矛盾。此外，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经济形态问题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要么搞计划经济，要么搞社会市场经济，搞调和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社会联盟总书记、第一届联邦议会议员施特劳斯也主张根本就不应让社会民主党入阁。他的理由是：“如果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同在一个政府里，那么，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在公众中将会受到极度的动摇。因为，在这样一个政府里可以说是水火相遇。”此外，搞大联合在政治上也对联盟党不利，“如果大联合政府取得了经济成就，联盟党说是市场经济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则称是他们相反的路线成功地制止了市场经济的恶劣影响”，况且“市场经济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才能显示出成果来”，而社会民主党则可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撂挑子，要求重新选举，并藉机欺骗选民说，你们看到了，他们不行，选我们吧！”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星期天。伦多夫会议采纳了阿登纳的建立小联合政府的意见，它发布的新闻公报称：“……选举不仅有力证明了承认基督教民主主义社会观的基本路线，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确凿不移地拥护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因此，有义务继续坚持这一整个政策，并在组织联邦政府时，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梦想，在大半个世界绽放异彩之时，他的故土却将其冷落一旁。

9月15日，阿登纳当选为联邦总理。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德意志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反对党。多年之后，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还说：“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反对党是非有不可的，它必须完成一项国家的政治使命，只有通过多数派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彼此对立，才能真正取得进步和养成民主习惯。”

阿登纳分析的没错。在经济政策的道路上，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确实是没法调和的。它一直劲头十足地反对市场经济。这从社会民主党激烈地反对艾哈德的问题上可见一斑。1951年3月的联邦议院辩论预算，社会民主党要求砍掉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薪水，因为他“不配”拿这份钱。

选战中败落的社会民主党抱怨选民无知，责怪没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的个人违背了其“最切身的利益”。然而，多数选民并没有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场坚定”而对它亲睐有加。舒马赫大谈的重工业的国有化、社会计划经济、拒绝马歇尔计划，只能是一种响亮的却只能是在野的声音。

1953年10月的联邦议院选举社会民主党又输了。在第二届（1953-1957）联邦议院487个席位中，社会民主党虽然增加到了151席，而联盟党则上升到了244席。一些社会民主党新党员意识到，飘扬的红旗，阶级斗争的歌曲，“同志”的称呼，让许多德国人感到恐惧，社会民主党若想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扔掉这些象征符号。可是他们改革的愿望落空了。1953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说：“一个没有红旗这一象征符号的社会民主党将是一个没有心臟的政党。没有了歌谣和战斗歌曲——90年来，它们已经长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