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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愁破败的德国，前景也堪忧。1946年的产值只及1936年的三分之一。1948年3月路德维希·艾哈德出任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主席，可谓是临危受命。在1954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曾这样描述出任主席之初时的德国境况：“在这个时期，人们在德国预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年得到一双鞋，每50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所以只有五分之一的婴儿才能睡在襁褓中，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有可能安葬在棺木中。”

就在这种物质严重匮乏的形势下，艾哈德断然废除了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给制，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一切管制措施。

在很多人看来，艾哈德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步不会成功的险棋。

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预言：如果现在让德国经济经受“自由价格的磨练，犹如把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投入冰冷的水中”。

一位美国陆军上校也责问艾哈德：“在到处都缺少粮食的情况下，你怎么竟敢放鬆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告诉他：“我并没有放鬆配给制。我取消了配给制！今后人们需要的惟一的配给证将是马克。他们将努力工作来获得这些马克。等着瞧吧。”

事态的发展正如艾哈德在1957年所写的那样，“胜利为我说了话”。

从1950年到1960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8.6%，增速居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首。如果扣除价格波动因素，以1954年价格为准，联邦德国1950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29亿马克，1962年就已经增加到了2803亿马克。人均国民收入从1950年的1602马克增长到1960年的4252马克。

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正因为表现如此出色，联邦德国战后的復兴被人称为“奇蹟”，艾哈德本人也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蹟之父。

可是艾哈德却说，他不倾向于采用“德国奇蹟”这个说法。

在《大众的福利》一书里，艾哈德有自己的解释：“德国在过去9年中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么奇蹟，而是全体国民根据自由的原则能够重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而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说德国的例子对其他国家还有价值的话，那么也仅仅在于向全世界证实了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威力。”

这是艾哈德的德国经验之谈。

他相信自由的力量。在艾哈德看来，“一旦一个民族重新懂得了自由的价值和尊贵，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他所推崇的社会市场经济，其核心就是经济自由化和竞争。

何谓“社会市场经济”？曾任《华尔街日报》驻西德首席记者的哈特里奇的解释，简明贴切。他说，这个字眼也可以翻译成“在社会上容易得到响应的自由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个辞令上的讨巧说法。

从这个提法本身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市场经济是以社会自愿认同而非暴力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选票里的干坤

社会市场经济是在共和政体下付诸实践的。

按照1949年5月生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联邦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联邦议院的议员由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的选举产生。凡是年满21岁（1971年改为18岁），在联邦德国境内居住不少于3个月的公民，就有选举联邦议院议员的选举权。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总理经总统提名，由联邦议院不经讨论而进行选举，得到联邦议院议员的多数票者当选。联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则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免。

这意味着，德国在共和政体的基础上往何处去，四千五百万西德人需要什么，将由数千万年满21岁有选举权的人投票定干坤。

基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挑战，1947年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伦纲领提出，“德国人民应该享有一种经济和社会福利法，主要符合正义和人的尊严，有利于我国人民的精神与物质建设和确保国内外的和平……私人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统治时代一去不復返必须成为德国经济新结构的前提。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前者会对个人的政治与经济自由构成更大的危害。”

可是用什么衡量社会对这个纲领响应的程度呢？毕竟，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在用另一套纲领召唤德国人民。

1946年5月10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领袖舒马赫说：“我们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根本没有理由全面指责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就其经济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这两项最重要的结构来说，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过时。”对于经济政策，舒马赫称：“计划乃是使德国避免灾难的首要前提，而我们已经遇到了不要计划经济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要么我们得以在德国实现经济上社会主义化和政治上民主化，要么我们不再作为德国民族而存在……”

这种立场并没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4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带来好运。早在1948年夏，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煤矿国有化的提案就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落了空。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949年8月14日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29.2%，自由民主党得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