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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举国上下摩拳擦掌的时候，1835年出生的慈禧太后，正在为她1894年的六十大寿紧锣密鼓地筹备，为了办得风风光光，甚至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在甲午战争之前七年里，中国海军已经没有再添置一艘新船了。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百姓也踊跃掏腰包捐钱，谁知道老佛爷会把钱花到哪里呢？只是慈禧太后这个大清帝国的主宰者万万没想到，这回，日本居然用刺刀和硝烟给她“祝寿”。

“要求赔几十亿也不苛刻”

其实，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也并没有认为一定会赢，更没有想到会赢得那么轻鬆。那时，中国海军在世界上排名第八，而日本海军位列第十一。就吨位而言，定远和镇远这两艘主力舰，都是七千吨，而日本海军当时最大的战舰也就四千吨。

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格局之下，谁能担保日本帝国就稳操胜券？形势正如时任外相的陆奥宗光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我国人民在平壤、黄海战役胜利以前，对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相比之下，大清帝国的有些人倒是信心十足，认为日本跟中国对阵，实在是“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结果却出人意料。大清帝国的陆军也好，海军也罢，竟然不堪一击。据统计，从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开始，到1895年5月30日，日本战死736人、伤死228人，加起来，还不到1000人。整个战争期间，日军战死战伤的人数，才1417人。对日本军队最具杀伤力的敌人，是瘟疫，而不是大清军队。以至于一个英国人感嘆说，“远东大战的结果，使一个帝国的声誉日上，同时也使另一帝国的声名扫地”。

眼见清军兵败如山倒，日本国民的情绪，从原来的暗自焦虑，一下子又变成了欢欣若狂。陆奥宗光这样描述当时的国内气氛：“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只知‘进攻！’其余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蜇居。”

日本朝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亢奋地盘算着如何狠狠地敲大清帝国一笔。从福泽谕吉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就可见一斑。

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福泽谕吉对战争果实的期待，胃口越来越大。在1894年8月，他主张“应首先占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纳入我国版图”。到了12月31日，他又期待“把旅顺口变成东亚的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湾变成属于日本的华北的香港”。三个月后，他则认为，除了占有威海卫、山东省和台湾之外，“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偿也并不苛刻”。

日本当局在怎么勒索大清帝国的问题上，也是意见不一。海军部要求割让台湾岛，陆军部主张一定要把辽东半岛弄到手，而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则希望攫取十亿两赔款……儘管在如何宰割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朝野众说纷纭，但是就像陆奥宗光说的那样，“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

对于媾和的条件，也不是没有日本人意识到，过于苛刻并非上策。曾当过第一任农务大臣的谷干城子爵，在给总理伊藤博文的长信里断言，要求割地“将会影响中日两国将来的邦交”。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普鲁士不就没有让奥地利割地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像这种见解，也只是私下里谈谈而已，谷干城并不敢拂逆舆论公开发表。“爱国热情”势不可挡的威力，第一次在日本显露无遗。即使谷干城的主张值得采取，可在当时的情势下，谁敢跟国民高涨的“爱国热情”过不去呢？

在多数日本人的眼里，大清帝国就如日本砧板上的一隻肥羊，想怎样宰割就怎样宰割。他们渴望满足自己的贪慾时，鄙视其他国家在远东问题上的诉求，而赋予自己的贪慾以天经地义的神圣色彩。不过这一次，在当时那种众声嚣嚣的氛围里，明治当局好歹还能自我克制，在日中两国之间的单挑独斗可能演变成一场列国群殴之前收场。

按照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对此，俄、德、法三国表示异议。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并且这个程咬金一点也不客气。德国公使古奇米特非常直白地警告日本：“如以三国为敌，决无取胜的希望，故以接受劝告为上策。”

到口的肥肉，要乖乖地吐出来吗？

可是要断然拒绝三国的劝告，首先就得有赌国运与三国交战的决心。日本赌得起吗？

当时，俄国五万陆军在海参崴待命，停泊在中日两国海面的俄国军舰29艘，共计7.3万吨。俄国代理海军大臣奇哈切夫声称：“俄国的东方舰队是强大的，士气是高昂的。无须进行大规模作战，便可切断日本的海上联繫。”这不是虚张声势。日本军舰吨位在1893年只有6万多吨。一旦丧失了制海权，远在大陆的军队，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

对局势的严重性，伊藤博文心如明镜。当时，日本差不多把军队都开到金州半岛地区去了，原本也没有准备要和第三国进行一场决战。这时即便把陆军调回日本应付三国干预，也需要时间。况且舰队不是远在澎湖，就是在金州半岛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