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解放战争以来我们军最为隆重的英模大会。李雪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结了“三模”（战斗模范、纪律模范、巩固模范）运动，表彰了93个“三模”连队。大家选举了一一五师三四三团九连排长杨印山（8大功1小功）、一一六师三四七团七连副排长王凤江（7大功2小功）、一一六师三四八团八连连长靳文卿（6大功2小功）、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一营营长黄达宣（1特功1大功）、一一七师三五○团一连副连长于德富（6大功）5人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代表，一一七师三五一团二连副指导员曹根福（5大功2小功）、一一七师三四九团八连副排长赵泽南（1特功1大功）为候补代表；选举一一七师炮兵营战士朱万荣（2大功1小功）为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们座谈讨论十分热烈，求战情绪异常高涨，一致联名上书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军委，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立即出兵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当时，连队里的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干部战士立即行动起来了。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如雪片似地飞往连部、营部、团部、师部、军部。一一五师警卫营四连的同志们写血书，每人按上自己的手印，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战，强烈地要求批准他们开赴朝鲜国土参战，同朝鲜人民军一道打击美国侵略者。
我军各师、各团举行出兵朝鲜的誓师大会的热烈气氛，是令人振奋使人难忘的。一一五师师长王良太、政治委员沈铁兵、副师长颜文斌、参谋长程国、政治部主任姚书梅、副主任尹培良分头参加了各团的誓师大会。
三四四团在驻地辽阳二台子的一个空场，各营、各连列队围成一个巨大的方队，迫击炮、六○炮、四○火箭筒、重机枪、轻机枪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方队中央放着一个桌子。团长徐鹏、政治委员姜石修站在桌子上，放开又高又大的嗓门做政治动员。只见他们举起了右手的拳头，带领全团指战员庄严地宣誓。他们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当此，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屠杀中国人民，企图进攻中国大陆，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志愿军出兵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决打败美帝侵略者，消灭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不怕任何艰苦、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热爱朝鲜人民，尊重朝鲜人民领袖，团结兄弟友军，掌握战术技术，勇敢歼灭敌人，为祖国争光荣，为人民立功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胜利前进，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1936年当红军，从抗日战争起就爱把这支部队行军打仗和战地生活的精彩镜头摄入照相机的尹培良，正好在这个团参加誓师大会，置身于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和过去一样当然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拿起了照相机，频频地抓拍了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镜头。
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有一件动人的事情发生在我军一个红军团——三四三团里。政治委员王国英高烧40度，他没有向谁说一声，也没有向上面报告，仍然像平常一样走向了誓师大会的会场。他硬是强忍着、坚持着，慷慨激昂地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动员。
开完誓师大会，部队登上了火车。王国英高烧不退，用担架抬20华里上了火车。团长王扶之劝他：“老王，你暂时留下来吧！”
“不！这是非常时期，我就是爬，也要爬过鸭绿江去。”
只有铁汉子，硬骨头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知道王国英这位政治干部：他5岁那年父亲去世，寡母拉扯他长大成人。1938年7月，日寇占领他的家乡——河南省武陡县城。他亲眼看见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不知使多少无辜的同胞家破人亡。他的二叔进城讨饭被鬼子活活打死，他的三叔因病无钱请医生眼睁睁看着死去。他走投无路，舍下守寡的老母，参加了八路军。
火车开动了。王国英在警卫员的照顾下，一直忍受着高烧的痛苦。当火车快到凤凰城的时候，警卫员突然报告：“团长，政委昏迷了！”
“快用担架抬到首车上去，把卫生队长找来打针。”
王扶之和王国英是一对多年朝夕相处的老战友，无论是战时行军打仗，还是平时执行什么任务，两个人配合得默契，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说完，他也去了首车。
军列沿途是不停车的。卫生队长高林确诊是恶性疟疾，打606特效药，这种针药全团医务人员谁也不敢往血管里注射，因为，稍有不慎，针药露出血管一点，皮肤就会腐烂。高林是药剂员出身，只有他来给王国英注射了。但他向团长提出：火车在凤凰城车站停几分钟。王扶之马上布置参谋人员向铁路有关方面联繫，得到的答覆：特殊情况破例可多停车2分钟。
高林是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医学知识的老医务工作者，他把注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搞好了，火车进入站台刚一停稳，他就开始给王国英注射。
这时候，团首长、警卫员、医生、卫生员，每个人都在为高林打这一针捏着一把汗。
两分钟到了，火车刚一启动，高林手里的针正好从王国英的静脉血管里抽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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