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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针成功了！政委清醒过来了！”消息迅速地传遍列车的各个车厢……

火车到达终点站安东（今丹东），我们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得到了报告，亲自赶到三四三团下命令把王国英留了下来，转送辽阳军里四所治疗。后来，他的病未痊癒，急急忙忙赶到朝鲜前线参加了第二次战役。

王国英从战士到团政委，十多年来从未给老母亲寄过一封信，因为他家乡一直是敌战区，不敢写信，怕给老母亲带来灾难，直到部队解放了广西，他才写了一封信……

李雪三得知这一情况，同我商量了一下，便派人把王国英的老母亲从家乡接到辽阳军留守处。但是，王国英同他的老伙伴王扶之一直率领——五师这个主力团在前方打仗，后来到了第五次战役结束，部队转入休整，王国英才回到辽阳与分离十余年的老母重逢，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呀！该有多少话要诉说啊！

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在王国英的心里，是一辈子也不会淡忘的。

1950年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藉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北京

就在这一天，我接到了第十三兵团司令部的电话通知：首批入朝作战的各军军长、政委务必于9日凌晨前赶到渖阳，彭总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从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就平静不下来了。1938年10月，彭总在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来路过山西省高平县。当时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任政治委员，彭总在我们团住了一宿。我向他汇报了部队思想、装备、作战等情况，他听了很满意。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彭总，算起来到现在已有12年时间了。一想到明天又能见到彭总，而且将在他领导和指挥下入朝作战，我心里很是高兴。

第二天——10月9日凌晨，我和政治委员徐斌洲乘吉普车按时赶到渖阳参加会议，走进了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厅。

忽然，会议厅的门开了。只见，由东北军区高岗陪同，彭德怀出现在那里。随后进来的还有东北军区领导人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和十三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

我们都站了起来，鼓掌欢迎。

彭总脸上带着微笑，说：“同志们好！”然后招招手让我们坐下。

接着，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向彭总一一介绍着我们首批出国作战的将军们：“这是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

“这是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

“这是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昇平。”

“这是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

“这是炮兵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

我望着彭总那熟悉的紫红色大脸庞，魁梧的身材，身体仍然是那样健壮，衣着仍然是那样朴素，精力依然是那样旺盛，但毕竟过了十几年，显得老了些，胖了些。他稳步走到了我们面前，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又听到了他那洪亮、亲切而熟悉的平江口音：“噢！平江佬，多年不见，现在又见面了。”

彭总这“平江佬”三个字使我感到十分亲热。

会议由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决定，以及对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

而后，高岗讲了话。他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吧，就有些不同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谈过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我这个东北主席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讲到这里，他指着彭总继续说：“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都知道——彭大将军嘛！实话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