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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负有筹防、谈判的双重使命，而以谈判为先。到台之后，即派员与西乡会议。日本政府于出兵之时，已派柳原前光为首任驻华公使，故意散播谣言，谓日军将进犯天津。李鸿章明知是虚声恫吓，希望中国速就和议，对柳原"嘻笑怒骂，厉声诘责"，斥其"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请总署不必迁就，"沿海兵力兵饷，虽无必胜把握，日本亦未必遂能得志"。因之柳原与总署的谈判，亦无结果，关键在于兵费。九月，日本续遣特使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前来，依然不协。英、美均不欲中、日决裂，分劝李鸿章及总署惩凶抚恤。十月十日，大久保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浼英使威妥玛斡旋，总署让步，协议成立。一为承认日本此次行为为"保民义举"，无异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一为赔款五十万两，无异宣布中国怯懦畏战。李鸿章亦云，"未免微失优柔，稍损国体，渐长寇志"。

一八七五年，日本实行占领琉球，不许再向中国入贡。琉球遣使至福州乞援，福州督抚与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均主向日本理论，否则各国将谓中国无力庇护属邦，日本将更图朝鲜，台湾亦难得安。李鸿章则说如为琉球"区区之贡"，与日本威力相角，"非惟不暇，亦且无谓"。一八七九年日本改琉球为冲绳县。适美前总统格兰忒（M. S. Grant）来华游历，恭亲王、李鸿章明了日本所恃的为美国，请他调处。格兰忒劝与日本分有琉球，不可对日失和，应亟求自强，能自强，日本即不敢生心。到东京后，亦劝日本勿诉诸战争，以免引起欧洲干涉。传说他想促成中日同盟，只是揣测之词。事后日本向李鸿章提议，琉球南部可归中国，惟须修改中日条约，允日本享有西方国家所有特权，不仅仍要併吞琉球，并欲加紧侵略中国。李虽然拒绝，总署以中、俄伊犁交涉方急，日、俄有勾结之说，恐拒之太甚，日必结俄益深。且利益均沾诸款，各国修约均有明文，不得不对日让步，遂于一八八〇年十月与日使拟订了一个草约。但是廷臣议论纷纷，不以为可。李鸿章亦力言琉案不当与条约混为一谈，俄事关係全局，"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这是他的联俄制日政策的初次流露。他又说中国宜及时自强，俟水师练成，日人嚣张之气，自可稍平，目前可采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于是草约作废。俄事甫了，朝鲜问题继起，中、日争点转移，琉球卒为日有，但始终未获中国承认，成了悬案。

三、中英滇案与烟臺条约

元、明之时，缅甸北部已隶中国版图，清代全境臣属，列为贡国。自英国的势力进入印度后，东图缅甸，北窥西藏。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对缅甸寻衅，缅甸割地赔款。一八五二年再度用兵，夺据下缅甸及仰光，进而觊觎云南，有建筑自仰光至云南铁路之议。一八六八年派人探测路线，时值全滇大乱，仅到了滇西腾越，但来自越南法国的探测队则深入云南腹地。英国为与之竞争，一八七四年，组成一支约二百人的探测队前来，由柏郎（H. Browne）率领，北京英国公使命翻译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缅边境相迎。回乱期间，杜文秀曾与英人交往，此时滇西秩序仍未大定，云南巡抚兼署总督岑毓英素恶英人，对于此次英人之来，颇有戒心。马嘉理过腾越不久，参将李珍国受岑的指使，与当地士绅共谋阻止。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马嘉理自缅境折返，行抵蛮允遇害，柏郎退回八莫。

自一八六八年中英修约不成，威妥玛正待时而动，至是乘机要挟，提出六项条件，三项均与马嘉理事件无涉，性质甚为广泛，为总署所拒。威妥玛以绝交相威胁，赫德亦说英军将进往滇边。总署鑑于日军侵台之事，深惧再起兵端，命湖广总督李瀚章赴滇查办，威妥玛派参赞格维纳（T. G. Grosvenor）前往。威妥玛知总署诸事取决于李鸿章，因向李转施压力，痛斥总署颟顸，必须整顿，并将要求范围扩大，包括派员赴英谢罪，岑毓英革职议处，订定滇缅贸易章程，妥议税则，否则滇案交印度总督办理，各口通商事宜交水师提督办理，停纳关税。这时英海军已向烟臺集中，总署大为震怖，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责岑毓英办理迟延。岑毓英拘捕滇边夷人十五名，指为凶犯，将李珍国等撤职，岑亦以母丧解任。威妥玛定要将岑提京审讯，并须增开口岸，划定洋货免征厘金地界。总署不肯全允，威妥玛下旗出京赴沪，决裂以在眼前。时为一八七六年六月。

威妥玛的暴横，不惟使清廷难堪，亦为各国公使所不直。总署以海防空虚，中、日朝鲜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进行，因嘱赫德赴沪调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问题紧张，欲早了滇案，无意定要诉诸战争。八月二十一日威妥玛与李鸿章在烟臺续谈，几经波折，终于在九月十三日将条约签字。条约计分三端：一为昭雪马嘉理事件，包括谢罪赔款（二十万两）及商订滇、缅通商章程；二为优待注来，包括妥定各国公使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礼节及各口岸承审章程；三为通商事务，包括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开宜昌、芜湖、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