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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式教育的开始

清初以对俄关係重要，康熙年间，命八旗子弟于俄罗斯馆学习俄文。十八世纪的中英交涉，多由在华西人及广东的买办通事担任翻译，南京、天津、北京的谈判，则假手外国教士。买办、通事流品不一，货利是嗜，外国教士不惟往往不能达旨，甚或逞其私意，偏袒捏架。再者，与外人交涉必须明其情事，方不致受到欺蒙。一八五九年，编修郭嵩焘奏陈御夷之道，其中之一即为谙习外国语言文字。北京立约后，恭亲王等所拟善后章程，亦谓与外人交涉，如语言不通，文字不辨，则一切隔膜，绝不能望其妥协。请于广东、上海商人中，挑选会习英、法文字语言之人，派来北京，挑选八旗聪慧子弟，从之学习。事过年余，粤、沪均无合宜之人，不得已聘用英国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招学生十人，于一八六二年七月，开始教学英文，名为"同文馆"。经费由海关拨付。翌年，续设法文、俄文两馆。包尔腾辞职，另一英国教士博兰雅（John Fryer）代之；又一年，由美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继任。至于学生之限于八旗子弟，大约系沿袭俄罗斯馆的办法，不欲汉人预闻外事，不过日后终于开放。

继京师同文馆而成立的为上海"广方言馆"，冯桂芬首发其议。京师同文馆的训练以交涉肆应为主，冯的见解更进一步。他说上海、广州为洋人总汇，洋务亦为国家招携怀远大政，应为读书明理之人所共能，不仅有稗交涉，且可培养端人正士，究习西学，多译西书。一八六三年，李鸿章据以入奏，请仿同文馆之例，于上海、广州添设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资敏端静文童，及年少聪慧的候补佐贰、佐杂，入馆学习。人数既多，人才自出。"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术，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逐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奏准之后，由冯拟定章程，名曰"广方言馆"，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为最早的英文教习。学生三年期满，能译西书全帙，作为毕业。一八七〇年，併入江南製造局。广州同文馆的西文教习为美人谭顺，学生以八旗子弟为多，贡献不大。江南製造局附设有"机器学堂"，福州政局附设有"求是堂艺局"。求是堂艺局又分法国学堂与英国学堂，一习轮船製造，一习驾驶，总名船政学堂。日后重要海军将并多出身于此，名翻译家严復（宗光）亦其中之一。

恭亲王、文祥亦有感于製造机器、火器，以及行船、行军，无不与天文、算学有关，若不从根本作起，仍无裨实用。一八六六年决定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聘西人教授，命在英休假的总税务司赫德代为物色。保守派的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指为"用夷变夏"，以师法西人为可耻，因而引起一场激烈辩论。恭亲王等再说明天算的重要，与西学之必须肄习，"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究以彻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犹以学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进一步主张令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一体学习。倭仁则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以夷人为师，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恭亲王续予驳斥，并云倭仁"如果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愿意追随，否则"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敌之命，实未敢信"。倭仁仍说以夷为师"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必将堕入夷人术中。这次的争论，表面上的胜利归于恭亲王，而士大夫聚党私议不息，阻拦投考同文馆的人员，多方讥诋，斥恭亲王为"鬼子六" （恭亲王行六）。

算学馆的学生大都为中年之人，无何基础，某洋教习拒绝讲授，同文馆几乎解体。时丁韪良返美进修，因赫德的敦促，于一八六九年回抵北京，被任为总教习，即馆长，积极改进，学生约四十余名，仍以旗人为多。不久添设德文馆。一八七一年学生增至五百余，不限旗籍，有的来自上海广方言馆，或广州同文馆。肄业期限定为八年，前三年学习语文及西洋史地，第四年授以算学、代数，第五年为几何、三角、博物，第六年为实用重学、微积分、测量，第七年为化学、天文、地质、矿务，第八年为政治、经济、国际法，程度相当于初级文理专科学校。总税务司中的西人亦有任教者，如马士等。中国初设驻外公使时，卒业于同文馆的学生供职使馆者颇不乏人，以一八七九年为例，伦敦使馆三人，巴黎二人，柏林三人，圣彼得堡四人，华盛顿二人，东京二人。丁韪良在职约三十年，一八九四年辞职，继之者为欧利甫（G. H. Oliver）。

教会学校亦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发展为速，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最为积极。举其着者，如一八六四年美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