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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颇望曾国藩领导此一运动，曾氏自谓洋务未曾谙究，性復谨饬，谦退不遑。两年余来，李与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认识益明，益知欲图自强，必须学西人制器之器，欲学其制器之器，必须变通旧章。一八六四年致书恭亲王，发挥他的主张，议论更为透彻。原书略云："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藉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土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细心，以故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人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其演习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创製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併。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宦，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其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通而后止。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製造厂研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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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广州乘船去香港。

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机器，初意在製造枪炮弹药。第二年太平军大致弭平，李进而论及机器与民生经济的关係，谓"西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製造，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製作以求利益者"。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于鸦片战争。及进军浙江与法人接触，对于西洋军事所知愈多，已有仿习之志。太平军平定后，復因法人的启迪，建议中枢，罗致人才，筹措经费，以製造轮船，整理水师。"泰西巧，中国不必安于拙，泰西有，中国不能傲以无。""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以实。谓我之长不如外人，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何况"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四、冯、郭的见解

干、嘉时代的学者，多致力考证与理学。道光后期，士风渐变，先是注意到国家的内在危机，继復注意到外来的祸患，认为必须有所更张，取人之长（见77-79 页）。英法联军之役，给予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大，对于洋务的认识日益深刻。冯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焘（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为代表人物。冯桂芬早年受知于林则徐，咸丰末年，避难上海。一八六一年着《校邠庐抗议》，论中国自处之道。他说："今既和议，宜一于和。……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和亦非永久可恃，必须及时自强。中国之不如西洋者，为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军民不隔，名实必符。既须反诸求己，亦须取法于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以军旅沦，中国之不如人者，为船坚炮利，应设特科以奖才能。通商各口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或曰购船僱人如何？曰不可，能造能修，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为无弊也"。曾国藩指为"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李鸿章仍据以劝说恭亲王。

郭嵩焘二十二岁时身预浙东鸦片战争，意气慷慨激昂。战后不久，他明白了此役的始末，悟到"自古边患，皆由措理失宜"。他与冯桂芬有一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凡事重理，同时又须明势，"势相激而理随之易"，"顺必然之事者理也"。历史是变的，当适时应世。一八五六年游上海，益惊佩西人强富，于势理之认识愈明。第二年广州事变发生，他以翰林资格入京，欲有所建白。一八五八年，英法兵船到大沽，京师盛倡主战之论，他独谓"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一八五九年，协办天津海防，他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称兵"，僧不之听。及僧军大捷，人人称快，郭反引以为忧，深痛中国与西人交接二十余年，迄未获得教训。郭对外始终谓应通洋人之情，审势循理，济之以诚，行之以理，所以他不谈练兵制器，冯则外交军事并重，影响李鸿章颇巨。

第二节前期的洋务

一、总理衙门与南北洋大臣

一八六〇年北京议和之后，恭亲王等所重视的事，为今后如何与西人相处，以求彼此相安。鸦片战前，海上国家的对华贸易，归广东当局处理。五口开港，中外商务分归两江、两广总督主持，而以兼有钦差大臣衔的两广总督为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