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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人似颇有心为善，不妨相机妥为利用。俄人首先表示，愿派兵船会同中国陆师平乱，并愿与美人采办米粮，以济京师。法人亦有此请。曾国藩以为此举目前困难尚多，自后贻害无穷。恭亲王等对于俄、法用心亦多顾虑，英人更是疑忌。事虽未成，但一八六〇年上海之所以不失，实赖洋兵之力。清廷原坚拒洋船入江，一八五九年以来，英人一再诋毁太平军。一八六一年巴夏礼告上海士绅，英军愿保卫上海、宁波，攻取南京、苏州。继又面告恭亲王，太平军断无成事之理，但是官军饷项不足，船炮不利，亦不易胜。恭亲王本有"妥为牢笼，使为我用"之意。一八六二年，遂决定借洋兵助剿。他虽知洋人係为自身之利，虽确可为清廷除心腹之患，未始非由于近年"驾驭得宜"的结果。助剿之外，洋人管理海关，可吞不吞，税收悉行交出，使军饷充裕，力事的属公正。

第三，今后国事，必须求探源之策，作治本之计。洋人虽讲信义，甚至"昵而就我"，要知"粤匪之患，萌于外国，而今日外国之张，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属，其害则实相同"，"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洋人目前尚称安静，太平军势已衰颓，正应及时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所需经费，可于海关提解，以收夷之税。为练兵之需。练兵须先有利器，自洋人构衅以来，内患外侮并至，不尽由于中国不善治兵，乃因 "有制胜之兵，无制胜之器"。人多知英、法诸国"惟恃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何以坚，炮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李鸿章已在上海雇觅洋弁，教练兵勇，併购求洋匠，製造夷器，应託名平乱，加以推广。"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阻挠。"趁此"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械火器，实力讲求，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所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如此则御侮有所凭藉，庶国威自振，安内攘外之道不外是矣。"时为一八六四年，自强运动已经展开。

恭亲王等之外，翰林院、都察院的官员亦有同感。编修赵树吉奏称，中外和议并不可恃，唯一办法在求所以自强之术。"诚能日夜祗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之所在，将智者效谋，勇者毕力，则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悍之疾，而警我数十年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御史魏睦庭说得更为具体，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应向各国价购火器、轮船，并在上海等处设局学习、演放、驾驶，先扫清长江，再攻坚城。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就原则而论，恭亲王等的看法，与二十年前耆英的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的国防主张，无大出入。不过二十年前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渐形成一种运动。固由于外患转烈，而所重实在平乱安内。

三、曾、李、左的主张

中枢主政者倡导于内，各省有力督抚同时呼吁于外。恭亲王、文祥的主张为外交与军事并进，以曾国藩为首领，李鸿章为中坚的疆吏的意见亦属相同，一面信守相约，一面力图自强。他们所重视的偏于军事，此与他们的目前直接需要有关。曾国藩练兵之始，即于广东购置洋炮，江忠源、胡林翼主之亦力。长沙、武昌有专人製造，湘军之肃清两湖，多得力于洋炮。一八六〇年，太平军席捲江南，但于进攻上海之时，数万之众，竟败于千余的英、法军，外人训练的洋枪队，同称能战。素号北方劲旅的僧格林沁部，一与英、法军接仗，即溃不成军。凡此均足以发曾国藩的深省。是年十二月奏称，中外和议虽成，决不可忘备，须师法外人之智，制炮造船，以期永远。约在一八六一年三月，胡林翼在安庆江岸，目睹两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为之色变呕血，可见轮船给他的刺激之深。八月，曾国藩筹议购置船炮，力言此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不仅应陆续购买，且当"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製造"，不久轮船必为官民通行之物。安庆克復后，精习科学製造的华蘅芳、徐寿、李善兰、张斯桂等均为他所延揽。一八六二年六月，他在日记中论到自强之道，认为"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西人）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西人之长，在炸炮、轮船，中国应取法的即在于是。

李鸿章久居曾的幕府，东援上海的前夕，已决心"用夷变夏，图与番酋无为畦畛，而求自强之术"，力邀深通洋务的郭嵩焘为助。淮军得以顺利的通过太平军领域，全赖英国轮船运输，这是李初次使用新式交通工具，亦是搭乘轮船的第二位中国高级官员。①他在轮船上三天，必有不少感想。抵上海不久，一再致书曾国藩，称道洋兵队伍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