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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太平军的末路

一、纪纲隳坏

太平军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与措施，无论反对者斥其如何怪诞诡谲，当清廷失去控驭、人心思变之秋，确能收一时煽惑胁制之效。而其初期上下一心，甘苦相共，领导人正当少壮之年，①朝气蓬勃，实尤足多。中期之后，一切全非，卒至败亡。外在的情势转变，固然有关，根本所在，为其自身的日趋腐化、恶化，丧失了淬砺奋扬之气。

宗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创建确有极大作用，然亦受了宗教之累。宗教为洪秀全罗致了不少狂热的信徒，不惜牺牲一切以从，亦因此激起卫护名教者的反抗，招来了势不并立的劲敌。他原是假宗教以愚人，没想到竟至作法自毙。在前期，有天父下凡之说，结果演成自相残杀；在后期，他仍强调诸事均有天父、天兄作主担当，太平一统，即将到来。但何以久久未能实现，屡屡丧师失地？不惟一般人不再盲从，甚而他的高级将领的信心亦生动摇。而他本人似乎反陷溺愈探，极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赖神力，忽视现实，失去理智，无异自愚。李秀成曾反覆言之。一八六〇年，再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之时，李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残妖易灭，功勋易成"。但太平军之日暮途穷，则为显然的事实，自欺而不能欺人。有人说他精神错乱，亦可谓为执迷不悟。在如此领导下的军政，尚有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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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田起事时，洪秀全三十七岁，冯云山年与相若，杨秀清、萧朝贵、韦正均在二十岁上下，石达开约二十岁，秦日纲二十余，胡以晃三十余。

经过天京的内讧，洪秀全偏信他的亲族宠幸，任其胡作乱为，上下离心。李秀成劝他"择才而用，定製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轻世人粮税，仍重用冀王"，终不见听。洪仁玕虽有才识，但乏功勋，到天京不满半月，封为军师、干王，要人悉归其制，众望不孚。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说，自洪仁玕执政，"诸宿将多不服，贼势之衰，盖由于此"。一八六一年，洪仁玕以援安庆失败革职，朝政復归洪仁发、洪仁达。李秀成见政情日坏，"屡俱本奏，天王不从，越奏越怒"，甚至说："政事不与你相干，王次兄勇王（即福王洪仁达）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幼西王为萧有和，天王之甥，是一个十几岁的黄口孺子。

滥封爵职为太平天国的另一致命伤。早期除东、西、南、北、翼五及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外，无其他王号。天京内讧后，洪氏兄弟首先封王，其次为陈玉成、李秀成，至一八六一年前期，仍仅十人左右。此后愈封愈滥，多至二千七百余人，一因出于猜忌，采众建政策，以分削宿将实力，李秀成的大将陈坤书之封护王，即为一例。一欲借名号以收买臣属，但事姑息，不明赏罚。强有力者互不相下，"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顾根本，此为洪仁玕之批评。"党羽无定数，酋长无定谋，……伪王……不甚服伪天王、忠王之调度，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此王所踞之地，常为彼王劫掠"，此为曾国藩的批评。李鸿章亦说： "增封多王，内乱猜忌，愈散漫不可制。"左宗棠说："贼中伪王……彼此猜忌，势不相下。"李秀成认为亡国大误之一，即在滥封多王。至其他爵职，亦大量增加。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之间，新设义、安、福、燕、豫等爵号，"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洪仁玕曾感慨地说，大家"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若"再隐忍姑息，我辈无生理"。主将初仅数人，其后至少数百。天将、朝将、佐将，更不可数举。一八六一年，有一位到过南京的英国人说，天京几全是公职人员，均为消费者，亦是破坏者。

后期太平军纪律的恶劣，为无可否认之事。号称治军严明的李秀成，亦不能约束所部。一八六〇年，江宁李圭被虏，年余后逃出，着有《思痛记》，记事尚能持平。据云：是年江苏丹阳被李秀成部占领后，"杀戮之残，蹂躏之酷，无日无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赣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者。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之残忍也"。

"贼亦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顾贼众奉行者少，而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又据江西高安县誌，"癸丑（一八五三）贼至，所扰惟典铺大家为甚。乙卯（一八五五）再至，惟以仇视官绅，苛勒殷富以售其黠，淫掠焚杀犹未甚也。至辛酉（一八六一）逆酋李秀成至，而祸斯极矣，分扰各属，放手焚杀，恣意淫掠，各乡勇男妇死者不下数千人，所过成焦土"。

浙江为太平天国晚期的主要辖区，兵戈连年不休。太平军到后，人民流离逃亡，田亩荒芜，耕种者不过十之二、三，粟、麦、油、盐，搜索一空。加之厘捐局卡林立，抽剥重重，以至商贾断绝，百货腾贵。曾国藩说，以往百姓不待胁迫，"甘心从逆，乐为贼用，……今则民闻贼至，痛憾锥心"。"粤匪初兴，粗有条理，…… 今则男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