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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三五年，教王停止耶稣会士的在华工作，中国教禁亦日严一日。一七四六年干隆有不准福建、广东行教开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自后三十余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惩治者，时有所闻。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与反教者之常将天主教与白莲教并举，不无关係。嘉庆年间，教士不敢多所活动。一八0五年有两名在宫内供职的教士，私绘直隶、山东地图，交人带往广东，拟送罗马，中途截获。诏以其居心叵测，将一干人犯发往伊犁，西洋堂总管治罪。一八一一年，对于在京当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随，余俱令回国。一八一四至一八二0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别在成都、长沙、武昌正法，株连的中国教徒更多。

干隆留用教士，以工于绘画的义大利人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为最知名，次为艾启蒙（Ignatius Sichelbarth）、王致诚（J. Denis Attiret）。干隆自负的武功，多由他们绘成战图。圆明园内的西式建筑，亦系郎世宁设计。园内有钟房，自鸣钟多至四千余座，由西洋人担任修理。对于西乐他同具兴趣，所以亦有懂得音乐的教士出入宫中。

有人说明代晚期，耶稣会士被视为顾问，康熙时以学者、客卿相待，干隆时则有如仆佣。在不违背道统、治统的原则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献所长的雅量。雍正虽然禁教，仍承认西洋历法之精。干隆所爱的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学。嘉庆时教士的地位更为低落，几不易存身。道光时（一八三八）钦天监内的西人，为之绝迹。

西洋教士初以学术、技艺而为朝廷缙绅所重；雍正后，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同时文字之狱復日加残酷；纵使利玛窦復生，亦无以施其技，徐光启再世，亦不敢从其游。《四库全书》虽收有西士译述，而每有微词，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製作为"夸诈迂怪，为异端之尤"，"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异端异学自不宜沾染。大儒如戴震有算学和製作智慧，而不克多所发挥；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承其家学，喜研数理，因恐涉"奇技淫巧之嫌"，不敢公开讲求。其他"嗜奇之士，类多委诸例禁，置不敢言"。

禁教并未禁止通商，广州的互市，继续进行。商人志在谋利，难望与文化发展相联繫。十八世纪以来，百余年间，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科学、技艺的进步，思想、社会、政治的演进，空前所无。中国固步自封，孤陋寡闻，依然故我。彼此观念距离极远，利害更相径庭，根本关键由于双方欠缺了解。

第四节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

一、广州互市

广州为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开，英船曾来闽、浙，但不甚顺利，互市仍集中广州。一七一六年东印度公司设立管理会，基础渐趋稳定，不满之心亦与日俱增。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西贸易，双方均采独占制，在欧洲为各国的公司，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为广州的洋行，特别是洋行合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为互市的自然结果，然后得官府认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独占性相似。海禁开后，洋行地位益为重要，通称为十三行，实际不必常为此数。官府为便利计，管束夷商，征收课悦，亦委诸洋行商人，他们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间。行商互相竞争，甚或以不正当手段，勾结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仅夷商官府两受其害，诚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牵连。-七二0年行商商准官府，订定规约，由各洋行合组公行，公办对外贸易。夷商认为这种完全垄断制度对他们愈为不利，中国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对，第二年即行废止。

西洋货船进口，多在六、七月间，出口在十-月前后，以便利用信风。进口时先由澳门同知拨给引水，代雇通事、买办，出口时交出两无蒂欠甘结，再由海关监督发给印照（红牌）。进口收泊地点为黄埔，夷商将货物分为股份，自行择定行商，委託销售，并代置办所需货物。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资本微薄，未能照数如期缴纳课税，因就中遴选殷实者，作为"保商"，以专责成。但承销夷货的各行商于完纳课税，仍多观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货银代垫。

夷商寄寓洋行之内，各国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赁屋开设，及商务繁盛，行商别于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称为"夷馆"。居住夷馆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①不准携带眷属，交易完毕，须退至澳门。一七五一年，禁令加严，如有番妇进口，夷人船货，一併驱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养生息，开盘踞之渐。

中西通商之前的关税，系按货"抽分"。十六世纪以后，改为输银，分水饷与陆饷。水饷一名船钞，按船的广狭大小为准，陆饷一名货税，视货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属正税。船分三等，一等征银一千一百二十两，二等八百八十两，三等四百八十两。货税大致为百中取二，或三、四。两项合计，并不为重。由于海关人员的刁难勒索，夷商的实际负担不止此数。每船所缴船钞多在二千两左右，所纳货税超出正税一倍，以至三四倍。当时欧洲货物销路不畅，夷船所载，大半均属现金，每银一两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