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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士内讧

域外传入中土的宗教，首推佛教为盛，次即基督教。佛教历百年而始行，又百年而大昌。基督教的景教一派，唐时虽曾流行，但断续无常，元以后中绝逾二百年。自耶稣会士到后，传布的顺利似过于佛教，主要原因为中国在政治、军事方面有需于西方的科学、技艺。但是数百年来狭隘的华夷观念，已根深柢固，卫道之士仍攻诋不已。教士内部的倾轧更是致命的打击。

耶稣会士深知儒家权威之不可凌犯，对佛教则持排斥态度，指所言天地为不经之谈。他们虽推崇孔子的克己，孟子的事天，对于道学或理学，则多有批评，谓理道为虚字，驳天即理之说，指宋儒妄为注释。理学家反诋他们为"太极之乱臣贼子，素王之恶逆渠魁"。正宏奖理学的康熙对于耶稣会士的此种议论，当亦非其所悦。

中国历史上的叛乱，往往与宗教迷信关连，元末白莲教乱尤为着例。耶稣会士来华前后，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西班牙人并灭吕宋，荷兰人寇掠闽、粤。明、清之际已有人说在华教士与澳门诸番通谋，假旁门左道，"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攻击他们"广布邪党，踞澳门为巢穴，接渡海上来往"，"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内外勾结。康熙初只允在京西人自行其教，不许传布。一六九二年弛禁后，仍有人说教士离乡背井，国君资以巨金，必有大欲。及教士内讧发生，教王直接干预，康熙的态度随之而变。

教士的内讧，一是为了礼仪问题，一是为了教派竞争。利玛窦认为中国所渭天或上帝，同于西教所谓最高主宰耶和华，中国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并非偶像崇拜，当时他的同会教士已有人不以为然。与耶酥会士原有异见的多明我会士（Dominicans）、方济各会士（Franciscans），屡欲来华活动，因耶稣会士及葡萄牙人的阻挠，不甚顺利，遂乘机相诋，谓天与上帝不能与真主并论。祀祖、祭孔俱属迷信。教王对此一争议，态度忽左忽右，使问题不易解决。一六七一及一六七四年，方济各与多明我会士得西班牙人的协助，来者日众，耶稣会士亦将法国的力量引进，双方纵横捭阖。一七00年，闵明我、张诚等特行奏陈，谓祀孔为敬其为人师范，祭祖出爱亲之义，尽孝思之念，所设牌位，不过抒报本追远，如在之意，郊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亦即所以事上帝，御赐教堂"敬天"二字匾额，正是此意。康熙完全同意，说是合乎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为天下通义。耶稣会士占了上风，反对派自不甘休。一七0三年，教王格勒门第十一（Clement XI）任命了一位素不以耶稣会士为然的颜珰（Carolus Maigrot）为远东主教，次年制订禁约，规定对天地万物之主须称天主，禁用天与上帝及敬天字样，不许祭孔、祭祖，并派一年仅三十四岁的多罗（Carolu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为专使，东来执行。一七0五年（康熙四十四年）至京，康熙颇加礼遇。次年，颜珰至，斥中国为无神之地，并涉及康熙，自大的多罗復发布教王禁约。康熙大怒，将颜珰发往黑龙江，多罗押送澳门看管（一七一0年卒），传谕在京西人，"今后如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留住不去的发给印票，安居敷教，不得復回西洋。为使教廷明了一切，派艾若瑟（Joseph Antonious Prouana）往罗马传旨，另有与教王接近的两位义大利教士德理格（Theodroicus Perdrins）、马国贤（Matteo Ripa）上书教王，说明中国供牌及敬天两事。罗马久无音信，教王反再将禁约宣布，势在必行。一七一六年，消息传至中国，康熙召见西人，要他们必须遵守利玛窦的规矩。

一七一七年，北京接得教王"奏帖"，仅云即差人復命。康熙再令俄人传信罗马，另以西洋字刊刻，分交来粤西洋人带去，可见他盼望教王答覆之殷。又两年，他对一位自福建来京的教士说："以后西洋人来信，必先奏闻，毋得隐讳。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一七二0年，教王的第二次使节嘉乐（Carolus de Mezzabarba）行将抵京，康熙预嘱在京的西洋人，如嘉乐问及行教之事，应公同答以"俱遵利玛窦规矩"，不可各出己见。嘉乐到后，提出二事：一为准其管理在中国传教西人；一为准中国入教之人，俱依教王禁约。康熙答以"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他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详为解说供牌及称天为上帝意义，并说 "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不久又派耶稣会士前往罗马，但教廷不许他陈诉。中国一向以敬天法祖为训，教王要一反其道，事关中国立国大本，倘果如此，无异要中国听命于教王，康熙自难认可。

四、西教被禁与西学之衰

康熙所重的是西洋科学技艺，爱屋及乌，所以才听耶稣会士行教。仪礼之争发生，引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