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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联显然正在大力研製远程飞弹，而不是如我们空军所预言的正在建立一支大规模的远程轰炸机部队。有迹象表明，苏联的这种努力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在远程飞弹方面可能比美国进展得快一些。因此，加速美国反飞弹飞弹计划的主张是不应该遭到反对的。陆军领袖们竭力拥护这一计划。

然而，国防部和其他军种对于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计划却不大热心。国防部预见到在预算上难以提供加速生产另一种昂贵的武器系统所需要的费用。其他军种则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争夺1960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拮据的国防费用的竞争对手。结果，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除了陆军代表外，其他军种的代表建议拨给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计划的费用只限于满足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我的意见是，1960年度的预算也应包括此种飞弹的生产费用，以便及早采购为以后的计划所必需的、需要长时期才能生产出来的各种部件。

由于某种情况，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很难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数人的建议。不然，他是会欢迎这一建议的。事先他曾指定他的办公厅内的一些人员组成一个以斯基夫特博士为首的科学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就1960年度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计划的范围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支持陆军的意见，建议拨款708,000,000美元，以便能生产奈基Ⅲ型飞弹的部分装备。然而，国防部长最后还是不同意在1960年度的预算中拨出生产费用，而把它限制在继续进行研究和发展上。这个决定使这种独特的武器用于作战的时间至少又推迟了一年，而它在威慑失效的情况下对于遏制原子攻击和对于国家的生存却是不可缺少的。

作为一个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参加1960年度预算的编造工作，前几年也没有参加。这件事常常使国会感到惊奇，因为国会总是期望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够就预算问题提出充分的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防部长从未明确规定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一机构在预算编造工作中的作用。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参预财政事务的程度颇为疑惑，另一方面是由于感到三军参谋长可能会因此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到1958年6月，我们就表现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趋势。那时，我们向麦克艾罗伊先生提出了1962年度兵力估计报告。其费用大约需要480亿美元。国防部长认为这样一笔款项在财政上是负担不了的，因而，在规定编造预算的指导原则时没有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估计。

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参加预算工作，所以这次预算仍按常规编造，即各军种孤立地提出各自的预算。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三军参谋长虽然对于各军种的需要进行过很多次认真的讨论，但据我所知，三军的预算从未被并列地提出来过，也从未对预算所支持的整个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作过估计。这种按照所谓“纵的”方法（不是“横的”方法）编造预算，有许多缺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不能编造一个按军事上的先后需要来确定财政重点的预算。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用各种特别预算拨款买到了什么东西。预算问题仍将是下面几章广泛讨论的问题。

编造预算的工作接近完成时，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显然感到在提交国会以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于是，在1958年12月3日，总统邀请三军部长和三军参谋长到白宫去出席午宴。总统的客人还包括副总统尼克森、财政部长安德逊、预算局局长斯坦司、格雷先生和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我们三军参谋长被告知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我们与总统一起讨论新的预算问题，但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大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总统带客人来到图书馆边喝咖啡边谈话。我们并没有专门谈预算问题，而是讨论了一般的经济情况，财政部面临的问题以及各军种参谋长在预算方面需要更好合作的问题。财政部长安德逊就平衡预算和稳定美元的重要性作了漂亮的发言。有些官员奉劝参谋长们更重视经济因素，并共同对即将提交国会的目前形式的国防预算负责。参谋长们在听了一番“鼓励话”以后才得到发言的机会。

当轮到我发言时，我没有反对国防预算总限额，而是说计划中的经费的使用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最有效的防御。这是老一套的各军种分配预算的固定百分比的办法，年復一年地未加改变。我又重复说明：技术上的迅速变化，新的武器系统的出现以及共产主义威胁性质的改变，要求我们全面地重新估价军事上的需要和实现这些需要所需的经费。没有人公开反对这些意见，但以后的事情表明，这些意见无济于事，1960年度的预算还是按老一套办法编造。

这次白宫会议之后，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第一次将预算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特别要求讨论一下能否再作进一步的削减。由于各军种参谋长未能就答覆及时取得一致意见，这个预算就在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一人赞成的情况下提交12月6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特文宁将军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预算在这段时期内将为国防提供一个可靠的计划。

紧接着，麦克艾罗伊先生又继续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经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