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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我们的武装力量作好应付有限战争的准备方面，我提到能量很低的原子武器具有伟大的前途。在能够得到大量低能量原子武器之前，我们还必须依靠现有的战术原子武器。必须经常记住，在许多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打算使用原子武器。

由于相互威慑的结果，预期苏联集团的挑衅必然会增加。我们已经看到，自从苏联在人造卫星和有关的飞弹方面取得成功以来，侵略行动有增无减。看来我们在决策方面可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决定未来的行动方案时，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反应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说，基本的问题是需要重新修正我们的军事战略，以适应由于相互威慑所引起的变化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原子威慑力量将是我们赖以在苏联威胁下继续生存的盾牌。它能给我们以保护，但不能作为机动的手段。今后我们还必须从这支所谓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去寻找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因素。战略上的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大量地扩充武装力量，或增加军费开支，而是为了重新明确重点，以便发展一个真正平衡的威慑体系。

这个建议的内容大部分是老的，只有一点是新的，即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打有限战争的部队将起积极的作用，而原子报復力量则只起消极的作用。起初，人们一直认为欧洲和远东的地面部队是美国赖以使用其原子宝剑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盾牌。而现在它的任务已完全改变。原子报復力量已经变成击退敌人原子攻击的威胁的防御盾牌，而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则是一把用来进行刺杀和攻击的灵活的宝剑。所以，这把宝剑的质量就具有新的更重大的意义。

我发言完毕后，特文宁将军和怀特将军提出了空军的观点，即原封不动地保留去年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就军事战略来说，就是维持原状。在会议上讨论很热烈，但是使我失望的是国务卿杜勒斯和他的顾问们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大力支持新的战略。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就解散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事业暂时遭到了失败。此后不久，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在发给各军种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国际形势并未发生变化，因而没有理由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作任何重大的修改。为了编造1960年度的预算，最后决定保留旧的指导原则的提法，有争议的部分留待今后继续审查。

这一行动的实际效果是鼓励国防部按照上一年度的编造预算的方法和程序来编造下一年度的预算，并且将这一斗争——使政府的基本安全政策适应显然已改变了的国际形势——一直推迟到1959年。在我写本书时，这项工作尚待进行。

在很少有希望改变国家战略的前景下，编造1960年度的预算工作于1958年仲夏开始，一直进行到秋末。国防部颁布的指导原则对于各军种的限制超过了“新面貌”时期的任何时候。实际上，这一指导原则旨在保持1959年国防预算的最高额，并保持各军种原来的分配比例。从1955到1959财政年度，各军种每年拨款的百分比为：空军约46％，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28％，陆军约23％，其余作为国防部本身的开支。在主要用来购买控制军队现代化速度的新式装备的资金方面，空军在这一段时期内，始终是占总款项的60％，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为30％，陆军约10％。

随着共产党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的炮击，预算辩论在夏、秋两季继续进行。共产党准备采取有限战争的新迹象并没有对预算产生任何影响。最后，这项预算于12月送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没有对前几年的固定分配比例作出重大的改变。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认为1954年以来世界形势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人员仍然保持在1959财政年度末的水平。这样，拨给陆军的款项是维持87万人，海军为63万人，海军陆战队为17.5万人，空军为84.5万人。儘管国会通过的1959年陆军的后备队为70万人，然而国防部却指示在63万人的基础上编造预算，比国会通过的数字减少了10％。

在这种情况下，编造国防预算的工作很快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各军种，特别是空军和海军，已经着手进行诸如宇宙神和大力神洲际弹道飞弹、雷神和丘比特中程弹道飞弹、由潜水艇发射的北极星飞弹系统和鲍马克地对空飞弹等重型武器的长期的、耗费大的生产计划。建立预先警报系统的费用超过了预算的数字。陆军的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的新项目也要求增加资金。这样，为了不超过前几年的预算限额，就需要取消或削减上述许多正在扩充的项目。结果，削减最大的是中程弹道飞弹和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计划。

决定压缩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计划的决定，在当时特别令人遗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陆军就预料到需要有这种防御飞弹的武器，并于1955年就开始认真进行这项工作。那时，我们的飞弹製造商已经取得了研究和生产奈基Ⅰ型和奈基Ⅱ型防空飞弹的经验，正准备着手进行击落入侵的弹道飞弹这项新的、更艰难的工作。对我们的飞弹製造商来说，凭着他们已有的经验，完成这项工作并不比在飞弹发展初期製造截击有人驾驶轰炸机的飞弹的工作更困难。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