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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福海军上将既然赢得了使人们支持他的立场的胜利，便于1956年7月带头大力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陆军。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提出了“新面貌”时期最激烈的建议。该建议如被采纳，将会使我国武装部队的结构在今后四年内发生彻底的变化。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雷德福提案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誌了那些大规模报復政策的极端拥护者准备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它也说明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处于孤立和少数的军种的不幸处境。

按照雷德福的建议，自1957年开始，部署在欧亚两洲的陆军应削减到配备原子武器的小型特遣部队。抵抗敌人的地面攻击就落在这些得到盟国（指驻在国）部队支援的象征性的美国部队身上。驻在国内的陆军也将大大削减，并主要限于执行民防任务。有限战争将由空军和海军部队去打，由海军陆战队遂行地面战斗。

这个建议立足于无条件地接受“短暂的战争”的理论。武装部队应使其后勤和人力方面的准备限于满足现存部队的需要，而不必为在紧张时期或战争爆发后建立的部队做准备。于是，他们只准购置必要的器材，以支援在平时组成与训练的现役部队的战斗。

参谋长们于1956年7月9日在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办公室里召开行政会议，讨论该建议。显然，如果采纳雷德福海军上将的计划，就会破坏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奉行的世界性的前沿战略，瓦解我们的盟国，并取消作为地面战争有效工具的陆军。因此，我在最得力的参谋的帮助下，仔细地起草了一篇反驳稿，并带着这篇稿子去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我就采取了攻势，从各个方面——军事上、政治上和财政上——来驳斥这个建议的毛病。概括起来，我的论点是：“主席的观点反映了这样一个计划，它使美国为一种未必会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但却使美国在对付最可能发生的威胁方面软弱无能。它固定了可能的军事反击的形式，其结果是使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政策失去了灵活性和机动性。它将疏远我们的朋友并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恰好迎合了俄国打算把我国军队赶出欧洲和亚洲的愿望。它以“美国堡垒”的概念代替我们过去的战略，后者是以与我们的自由世界的盟国一起在前沿部署我国的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我反覆说明这是一项不能为美国接受的军事计划。”

对这些话的反应，是紧张的缄默。其他的参谋长不表示支持，主席也不答辩。会议不决而散，但是我确信四对一的分歧通常会提交国防部长，而在国防部长那里，我的意见会被否决。

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帮助，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了。1956年7月13日纽约时报登载了已故的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勒维罗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雷德福打算削减80万人”。该文章相当准确地叙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刚讨论过的这一建议的某些部分。看来不是勒维罗得到了有意泄露的情报，就是他成功地拼凑了片断的事实，这些片断的事实是他从与了解内情人士的接触中苦心搜罗到的。不管怎样，他机灵地推测了在最高军事人员中间发生的某些问题的性质。

这个所谓的雷德福提案的泄密案在国防部和整个华盛顿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在国外也有所反应。对泄密的调查立即开始，结果并未查出罪犯。在国外，这次泄密引起了我们某些盟国的很大不安。特别是阿登纳总理对于传说的减少驻欧陆军的建议感到非常不安。他立即派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豪辛格将军与美国国防部重要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豪辛格将军到达华盛顿后，在几次会议上雄辩地论证，欧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地面盾牌部队，作为总的战略威慑力量的一部分。国防部长威尔逊向他保证说，我国驻欧洲的部队不会有重大的削减，这样他才回到德国向总理作了肯定的汇报。

这一事件发生后，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建议就被撤消了。建议的书面材料均退回原来的机关。对我国海外驻军和遂行有限战争的部队的严重危险暂时解除了。但是，一年以后又以比较缓和的形式重新出现在1957－1961年的威尔逊－雷德福武装力量发展计划中。

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是国防部和国务院力图不透露参谋长联席会议内就大规模报復和有关问题所进行的斗争。虽然陆军的“国家军事计划”是一个公开的文件，但当我要写一篇文章概要地叙述该文件的思想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篇文章是“外交事务杂誌”的编辑阿姆斯特朗先生从纽约外交关係协会的讨论中了解到我的观点的性质后，请我写的。

初稿的题目是“通过威慑争取安全”。我在该文中故意以一种低沉的语调概括地阐述了陆军对国家军事计划的意见。考虑到这个计划可能被称作无所不包的战略计划，需要支出根本负担不了的美元，故我强调首先应当把钱用在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上，只有在满足了它们的需要后，才把钱花在威慑失效后予以运用的部队和计划上。该文章的最后一段如下：

“由于对威慑力量缺乏信心和对原子大战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考虑，而必须作出一些决定，面对着这样的决定，希望我国的策划者支持上面所概述的灵活的威慑计划。如果采纳这一计划，他们就会坚持首先对显然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提供足够的保障，然后才提供一切可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