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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军事计划应能灵活地应付未预料到的情况；它不应只适应于任何单一的武器体系、战略思想或某一类联盟，而应能在各种情况下支持我国的政策，既能吸引主要盟国，又不排斥其它盟国。总之，美国的军事计划应包括一切合理的措施，以求防止大战和局部战争，同时又保持了能进行任何大战或小战的力量，以期实现我国的目标，并在敌对行动胜利结束后出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956年10月1日

这一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绝对坚持武装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遏制战争。它承认故意发动的大战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鑑于相互威慑形势的出现，它也估计到较小型的侵略战争比之故意发动的大战更有可能爆发。在此情况下，能否迅速地对付有限侵略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局部侵略未遭抵抗，就会削弱我国的世界地位，如果对局部侵略抵抗不力，就有可能扩大成为我们竭力希望避免的大战。如果我们根据威慑的原则采取行动，我们就应在设法满足大战中保全自己或赢得胜利的全部需要之前，为用于遏制大战、遏制和击败局部侵略的部队作好充分准备。我个人认为能否确定前一种需要颇可怀疑，更不用说去满足它了。

如果承认这样的优先努力方向，其结果就会更重视所谓的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并实际上将它放在与原子威慑部队同等重要的地位，就会更重视常规军备，并且更注意满足战争储备物资与动员能力的需要，就会否定“新面貌”计划中短暂战争的概念。这种对武装部队的组织应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挑衅的强调，使国家军事计划中的这一原则最终赢得了“灵活反应的战略”的称号。

1955年以来，陆军领导人一直认为，批准类似上述的计划，将是朝着适应正在变化着的我国国防需要而前进了一大步，它至少应提供能遏制大战和局部战争，并能迅速赢得局部战争的部队。这支部队应由各军种的部队组成。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与空军都将在其中起光荣的作用。它的灵活性使它能随时适应目前未预料到或预料不到的一切情况。它可以不依赖单一的武器体系和战略思想，而这正是大规模报復政策的主要缺点。它将能因我们的部队能运用逐渐加强的力量而迎合盟国的心意，而盟国对大规模报復政策却没有什么指望。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将为我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国际会议桌上进行外交活动时提供巨大的利益。最后，如果不幸爆发了战争，这个灵活的战略所提供的武装部队既能达到军事上的目的，而又不致看不到理智力量的最终目的——即在战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大规模报復则只能提供无限制的破坏。

这份陆军文件是在1956年3月3日到9日在波多黎各腊迈空军基地召开的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第一次提交其他军种考虑的。这次会议是奉国防部长威尔逊的指示召开的，以使参谋长们能够关起门来重新审查一下他们在1953年时所估计的“新面貌”政策的长期需要。我的同僚们有礼貌地阅读了这份文件，然后默默地把它放在一边。那时，其他军种都很满足于现状，要求他们考虑作根本性的改变，尚属为时过早。但是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只不过推迟了而已。

波多黎各会议的收穫几乎不值一提。参谋长们之间的基本矛盾隐藏得很深。他们广泛地检讨了形势，并仅仅得出结论说，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如能按照今后几年所计划的水平，在时间上延长一下，似乎大致不差了。这个结论实际上正如195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的结论一样，认为陆军的兵力应保持在100万左右，整个武装部队的兵力则保持在280万左右。然而参谋长们提高了1953年所编造的财政预算，将1960年以前每年的340亿美元提高到380－400亿美元。除这笔款项外，他们认为每年尚需在对外军事援助计划方面支出40－50亿美元。

尔后的事实很快就证明，参谋长们在估计军事计划所需的日益增长的费用时过于保守。国防部长威尔逊于会议结束时出席会议。他比较现实地提出，既使是400亿美元的最高数字，也将会很快被突破。但是，当政府并不认为国家能负担360亿美元以上的国防预算时，提出这种看法是不会令人愉快的。

参谋长们刚从波多黎各回去，远程飞弹和轰炸机计划的不断增长的费用就暴露了他们在估计未来财政需要方面过于保守。由于政府担心国防开支象滚雪球似地增加，就引起了以军事战略为中心的下一个主要矛盾。这次交锋是在1956年春天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1960财政年度的“联合战略目标计划”时发生的。这是一个制定中期规划的文件。它要求提前四年估计军事上的需要。在腊迈会议后不久，雷德福海军上将确信在财政上不可能按原计划继续实施已制定的军事计划，认为应该牺牲常规部队（非原子部队），厉行节约。特别是，他决心在军事计划中排除任何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就大战的定义和武装部队依赖原子武器的程度进行了辩论。我建议承认原子武器的使用可能有某些限制，特别是在和苏联衝突的初期，从而需要可观的常规部队。雷德福海军上将和其他参谋长们反对作此修改，因为如果同意这样修改，就有理由花更多的钱于非原子部队。最后，我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