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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规模报復政策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来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重新衡量我们的战略需要。在大规模报復政策的全盛时期，它只能使我们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从最初制定大规模报復政策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些事件对大规模报復政策的有效性投下了阴影，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虚伪性。韩战是在我国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内进行的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但它却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政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1945年以来的其它许多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战争、寮国战争等等——，也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大规模报復战略可能阻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却未能保持住“小和平”，即没有消除局部地区的骚动。

其他的一些事件也要求我们重新衡量我们的军事战略。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原子武器的垄断。我们的弹道飞弹的数量可能比苏联少。但我们没有反飞弹飞弹来抵消苏联的优势。我们并没有在抵抗共产党的地面力量方面作出现实的努力。我们的许多军事联盟正在遭受“贫血症”的折磨。我们正在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比赛。因此，应当设法加以改变。但是，由于我们制定战略的机构和方法还存在着缺点，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是困难的。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缺乏效率，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以便作为我们全面地重新衡量战略的前奏。

因此，我建议用“灵活反应的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復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挑战，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寮国和柏林之类的渗透和侵略。这项新的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赢得局部战争，就会遭到蚕食，或者投入一场日益扩大的衝突，而这场衝突是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大战的。

为了在战略方面进行这样的改变，就必须进行许多工作。首先，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防部下达明确的指示。其次，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这项指示确定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最后，它也要求编造新的国防预算，以确保国防费用能够根据批准的（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加以分配。这几项行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灵活反应的军事计划”。这样一种计划是为了克服我们在1961－1964年期间在军事上的严重不利情况所必需的。

为了对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就需要在讨论开始时对某些基本术语的含义，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大战”和“有限战争”这两个术语早已需要给予一个定义了。我在本书的前一部分，将按政府制定战略的人员目前所下的定义来使用这两个术语。但是应当讲清楚，我并不同意他们对这两个术语所下的定义，我在此后发表的意见中将会说明这点。但为了便于目前的讨论，“大战”指的是美苏部队直接牵涉进去的，而且在战争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另一方面，“有限战争”指的是尚未达到大战程度的衝突。在这场衝突中，美国的武装部队将根据实现国家目标的需要去使用原子武器。赞成这些定义的人们也认为，这些局部性的衝突可能在欧洲以外的，比较不发达的地区爆发，而美国只需用有限的部队就能应付。

这些定义只是在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后才在官员中间流传开来的。我们正在为修改这些定义进行努力，反对“大战”定义的人们认为，这样一来，一当美苏两国部队交锋时，不管这种衝突的规模多大，也不管它的政治重要性如何，看来我们就必须发起全面的原子轰炸。对定义的这种讨论，并不是生硬无味的，而是有其实际效果的。例如，坚持这样的定义，就会在出现苏联或其盟国封锁我们去柏林的通道的情况时，使我们不能为此而制定合理的对策。在计划应付这种紧急事件时，就可以用这种定义作为理由，反对美国用地面部队刺探苏联的意图，和避免因苏联的虚声恫吓而撤出柏林的可能性。由于这种行动可能使美国部队和苏联部队发生武装衝突，因此，它就可能导致大战的爆发——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大战的定义的话。可是，具有常识的人会说，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大战的定义。但是，既然它仍是战略制定人的正式用语，那么，除非另有註明，否则我将沿用这一定义。

关于“有限战争”的定义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似乎排除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管辖的西欧地区内进行任何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这一理由经常在五角大楼的辩论中被提出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曾经爆发过一次有限战争，即1947年的希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曾在提供军事顾问和军事装备方面，作了重大的贡献，即使美国在当时垄断了原子武器，也没有人建议使用这种武器和把局部性的敌对行动扩大成为大战。局部战争的定义中所隐藏着的“小规模”的含义，是应该遭到反对的，因为这种含义可以被用来阻止武装部队策划比1958年黎巴嫩登陆还大得多的事件。这种含义甚至还使它的积极拥护者否认把朝鲜衝突说成是有限战争，儘管这一战争在地理、武器和政治目标方面都有其显着的局限性。